坚持抗战。我们这样讲是有针对性的。
这次和汤恩伯的会谈并没有起什么作用。虽然汤说了些“携手合作”、
“同舟共济”一类的话，只是表面上的一些客套话。会谈后，汤部很快就从
榆社向南撤到长治一带，司令部设在晋城。以后，又率部跑到河南去了。抗
战期间，河南人有一句口头语：“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汤恩伯）”。
可见汤部的纪律是何等之坏。
太原失守后，华北的国民党军大部撤到黄河以南去了，在华北以国民党
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共
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成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中流砥
柱。
太原失陷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签署了中央军委对八路军的指示，要
求八路军在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和晋西南地区控制一部兵力对日军作战，
大部兵力分散到各要地组织群众武装，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群
众，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筹办粮饱，实现自给，扩大部队，进一
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人向内线进攻。
为加强地方党的工作，北方局将平汉线省委改为冀豫晋省委 （后改称晋
冀豫省委），李菁玉任书记，李雪峰任组织部长，徐子荣任宣传部长，我任
军事部长。省委随一二九师师部活动，当时，中共省委不公开，对外称“一
二九师编辑部”。
根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一二九师在昔阳县武家庄及和顺县
石拐先后两次召开干部会议，进行坚持华北抗战的动员，传达党中央和毛泽
东主席关于建立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具
体部署开展山地游击战的各项工作任务。一面继续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一面
分兵发动群众扩大队伍。石拐会议后，师部移驻辽县 （今左权县）。师的主
力部队分别在同蒲铁路东侧、正太铁路南侧和平汉铁路石家庄至磁县段以西
地区展开。
当时，我们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只有3个团。根据开展游击战争的需要，
我提了一个建议：把部队中副职抽出来，搭成团的架子，政治部的领导同志
分别带队，下去搞扩兵。同时也搞点枪、搞点钱。当时是个好机会，机不可
失。因为那时群众抗战热情极高，许多热血青年请缨杀敌，报国疆场。另一
方面，国民党军队纷纷溃败南撤，散兵游勇很多，散落的枪支也很多。搞钱
也不难，有利条件不少，可以同当时的政府一起筹款。因为，抗战开始后，
阎锡山将山西全省划为七个行政区，晋东南地区主要属于第三、第五行政区，
第三行政区主任是薄一波同志，第五行政区主任是戎子和同志。薄一波同志
还担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又称新军）第一纵队政治委
员，还是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沁县中心区负责人。戎
子和同志是决死队第三纵队司令，牺盟会长治中心区负责人。此外，还有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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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言、周仲英、杨献珍、韩均、徐子荣等十多位同志在那里任政治委员。
师首长采纳了我的建议，派我和师政治部组织部长王新亭、宣传部长刘
志坚，分别率领从部队中抽调一些骨干组成的工作团和步兵分队，到沁县、
武乡、沁源、襄垣、安泽、屯留、长治、平顺、陵川、高平、晋城等地，配
合地方党开展工作，放手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各种抗日组织和地方抗日民
主政权，扩大部队。七七一团政治处副主任赵基梅率该团第三营两个连随我
去晋东南扩兵。这支小部队很快发展成一二九师赵（基梅）涂（锡道）支队。
我去晋东南扩兵时，刘伯承师长、徐向前副师长让我代表他们到晋城去
拜访一下汤恩伯。刘帅、徐帅同他打过很多仗，可以说是老对头了，他们之
间彼此很熟悉。当时是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嘛，拜访一下也是很自然的。我去
时穿着普普通通的八路军服装，打着绑腿，带了个警卫员。那时没有军衔，
除了带有“八路”二字的臂章外，也没有其它什么标志。汤恩伯当时是军团
司令。为了进见时通报方便，拜访前临时写了张名片：“宋任穷，国民革命
军第一二九师政训处副主任，湖南浏阳。”
见到汤恩伯时我说：“刘伯承师长、徐向前副师长委托我来看望汤司令。”
他说：“外面有太阳，就在外面坐。”
我们俩坐下后，天上的地下的闲谈了一通。谈得很多，也很随便。我们
闲谈中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有一点我不了解，你们八路军为什么打仗总打不散，散了也能
够收拢来。我们的部队就不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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