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在日本政治诱降和美、英
对日采取绥靖政策的影响下，国民党营垒发生了变化。汪精卫一派公开投降
了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一派开始走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道路。
鹿钟麟主政河北搞磨擦
坚持独立自主，进行反磨擦斗争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
“反共”的反动方针，建立了“防共委员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即在全国各地不断挑起反共磨擦，制造流血事件。不久，又秘密颁布了《共
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
会上，进一步确定以政治“限共”为主的方针，进而实行以军事“限共”为
主的方针，并发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同年12月，以胡宗南部进攻
陕甘宁边区，阎锡山部进攻晋西的山西新军和八路军为起点，掀起了第一次
反共高潮。
冀南反磨擦斗争，是自鹿钟麟主政河北来到冀南之后开始的。
1938年6月，蒋介石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主席，鹿是河北定县人，早年
在西北军冯玉祥部任职，奉冯玉祥之命率部将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赶出故
宫的就是此人，他曾代理过西北军总司令，也曾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任过职。
鹿钟麟受命后即由武汉北上赴任。当时我冀南抗日根据地正日臻巩固，
各项工作蒸蒸日上，蓬勃发展。我们对鹿钟麟主政河北，从国共合作抗战的
大局出发，是持欢迎态度的。他路过山西长治时，刘师长与其商谈了有关河
北抗战问题，并请他到师部驻地作了关于抗日的讲演。还召开了欢迎大会。
彭总亲自在大会上讲话，表示热情欢迎，表明了我党我军团结合作抗战的真
诚愿望。
1938年9月15日，鹿钟麟到达冀南南宫城。鹿来冀南前，刘师长就通
知了徐帅和我们几个负责同志，让我们作好准备。鹿到后，我们开了万人欢
迎大会，徐帅发表了欢迎讲话。会后，徐帅与鹿钟麟进行会谈，我和杨秀峰、
陈再道同志也参加了会谈。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谈的主要问题是：双方应
坦诚合作，团结抗战；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是冀南唯一的政权机构；行署、专
署和各县领导人，可由鹿以“省府主席”的名义正式委任等。
在谈的过程中，从表面看鹿的态度还可以，表示自己一无枪炮、二无军
队，今后的抗战要多靠八路军，大家同舟共济，遇事互相商量等等。我们为
表明团结合作抗战的诚意，将东纵到冀南后收编的邵北武部和王子耀部给了
鹿钟麟。并根据鹿的要求，划定藁城、衡水、冀县、故城、新河等县负责对
鹿的省府人员和部队的物资供应。但是，由于鹿钟麟有蒋介石的“反共”和
向八路军“收复失地”的使命在身，周围又有一批国民党反共特务，除了说
些冠冕堂皇的空话之外，对我们提出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均不表态，一个也不
解决。后来，中共北方局代表朱瑞同志到南宫，会见了鹿钟麟，并与其商谈
河北抗战问题，也未能解决实质性问题。
鹿钟麟到河北后，为扩大反共势力，四处搜罗反共武装。任命反共急先
锋张荫梧为河北省民政厅长兼河北民军总指挥，将一些反共游杂土匪武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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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云祥、胡和道等部拉过去，并和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结成“冀鲁联防”，
与共产党、八路军相对抗。
不久，鹿钟麟便自食其言，开始制造磨擦，破坏团结抗战。
9月30日，鹿钟麟收编的胡和道部，勾结枣强县反动封建会道门的“白
吉会”、“黄沙会”，进攻我驻该县姚屯的东纵独立团一部，杀害我战士13
名，抢走步枪17步，制造了“姚屯流血事件”。我军以团结抗战的大局为重，
没有还击。我和徐帅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气愤，立即向鹿钟麟提出抗议。
各抗日群众团体为声讨胡和道杀害我抗日战士，联合组织成千上万群众到冀
县北漳淮村鹿的住处请愿，要求惩办胡和道。在强大舆论压力下，鹿表示要
严厉申斥胡和道，令其解散收编的会道门，交还抢走的枪支，抚恤我伤亡的
战士及家属。
10月下旬，鹿钟麟感到只靠收编的几股游杂武装和八路军斗，势卑力
薄，便写信给他的上司，提议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和冀中行政主任公署，
并要求调石友三部来冀南，任命石为河北省游击司令。
“姚屯事件”之后，河北民军赵云祥部又策动“白吉会”围攻枣强县城。
高喊“撤换县长、驱逐八路军”的反动口号，气焰极为嚣张。赵部千余人趁
机进占枣强县城西关。我们派区党委民运部长张策和青纵政委李聚奎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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