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我根据刘师长指示，到河间县将乔明礼接到南宫城，作教育争取工作。
乔一再表示：兄弟回去，今后决不参加反共漩涡，不再搞磨擦等。乔回去后，
不久即自食其言，进攻我军。战败后，逃到石家庄投降日寇，当了汉奸。
鹿钟麟主政河北一年多时间，蒋介石认为其政绩不佳，未能完成蒋介石
密授的“收复失地”，掌握河北的使命，有负蒋的厚望，不得不辞去河北省
主席一职，还保留冀察战区总司令职务。但搞磨擦的积极性不那样高了。继
鹿钟麟之后，石友三成为在冀南地区大搞磨擦的主角。
鹿钟麟在抗日战争时期奉蒋介石之命，同我们搞磨擦，作了坏事。全国
解放前夕，他没有跟着蒋介石到台湾去，而是留在天津做寓公，没有反共和
反人民的言行。我们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不记前嫌，对他采取争取、团
结的方针，安排他担任中央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五十年代，在一次国防委员
会的会议上，我和鹿钟麟见了面，他迎上来，拱着手大声叫我“任穷兄”，
对自己在抗战期间的作为表示歉意，连声道“对不起，对不起”。我笑着说，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不必再提它了。
石友三顽固反共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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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冀南联合讨逆
石友三是吉林长春人，在冯玉祥部下当过马夫。因善于投机钻营，连连
擢升至西北军第五军军长。此人一贯反复无常，朝秦暮楚。三次投靠冯玉祥
又背叛冯玉祥，投靠张学良也打过张学良，投靠蒋介石也打过蒋介石，因此，
人们称他为“倒戈将军”。
我们对石友三的底细和为人是清楚的。日本侵华，大敌当前，民族矛盾
上升为主要矛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为了动员一切
可能抗日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石友三这样的人，我们
也是想方设法通过多种渠道做争取工作。早在抗日战争前夕，当时任冀北保
安司令的石友三就与平津一带的日本特务、汉奸、亲日分子暗中来往。为争
取石不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我华北联络局、东北特委和北平市委先后派人
到石部做工作。杨秀峰、张友渔、黄松龄等同志，受党组织的派遣，以左派
教授的公开身份与石友三建立了联系，轮流到石处，给他讲国内外形势、全
民族抗战的道理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指出只有抗日才是唯一出路。在全
国人民风起云涌的抗日高潮推动下，经过我们大量的工作，石友三在抗战初
期曾一度表示愿意和我们合作抗日。
“七·七”事变后，石任国民党军第一八一师师长，不久扩编为六十九
军，下辖一八一师和高树勋新编第六师，石任军长兼一八一师师长。石部先
驻豫北，后到鲁南沂蒙山区。在此前后，张友渔、张克威、袁也烈、赵濯华、
于克、王天、陈壮猷、孙湘等同志到石部工作，张友渔任六十九军政治部部
长，张克威任学兵大队长。学兵大队是我们建议成立的，后改称教导总队，
石兼总队长，康博缨任副总队长，吸收北平、天津、济南、西安、东北等地
的一些爱国青年参加，学员受教育后派到石部基层做政治工作。
在此期间，石一再表示进步。对其部下官兵声称：“一定要打回东北去！”
对我军则信誓旦旦：“要共同抗日，决不搞磨擦。”石友三当时既有这些抗
日表示，我们就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他当作友军，对他采取
团结和联合的方针，尽量争取他留在抗日阵营内，时间越长对我越有利。石
友三在鲁南和日本特务、汉奸虽未完全断绝暗中联系，但他还没有公开反共
和投降日军，同我党我军表面上保持着比较好的关系，这对当时的抗日大局
是有利的。
蒋介石为了笼络石友三，加强华北的反共力量，提升他为第十军团军团
长兼六十九军军长，并应鹿钟麟请求，于1938年底调石部到冀南。随石友三
从鲁南来冀南的有一八一师、暂编第三师、特务旅等部队，共一万余人。
石到冀南初期，他心里很明白，孤军远处敌后，立足未稳，虽然有老上
司鹿钟麟支持，但鹿也是下车伊始的光杆，唯一可以利用的友军只有共产党
领导的八路军。因此，表示愿意同我合作抗日。我们对石继续采取联合的方
针。我和杨秀峰、刘志坚同志多次到南宫县乔村看望他，耐心地对其做工作，
希望他真诚抗日，不搞磨擦。邓小平政委和刘志坚同志先后三次与石会谈，
表明我军团结抗战的诚意，劝其与我坦诚合作，共同抗日。
我们对石友三一方面在政治上积极争取，一方面在物质上竭力相助。在
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尽量给石部以照顾和优待。八路军战士吃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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