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9月12日一次。每次合围的目标都是冀南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妄图一举
摧毁我首脑机关，进而瘫痪我指挥系统。
这三次大的“铁壁合围”中，“四·二九”是最严重的。冀南党政军领
导机关、新七旅旅直及四地委、四专署、第四军分区机关和新四旅旅直同时
分别被合围。牺牲了杨宏明、孙毅民和陈元龙三名旅级干部和几名团的干部。
地方也牺牲了好几名县级干部。“四·二九”大“扫荡”我没碰上。当时身
体不好，在太行山上休养。陈再道司令员也不在军区机关，在下面分区检查
工作，王宏坤副司令员也在分区检查工作。当时，只有范朝利参谋长和刘志
坚主任在军区机关，他们俩指挥机关部队进行了艰苦的反合围斗争，冲出了
合围圈。徐深吉同志指挥新四旅旅直也勇猛冲出了合围。
敌“四·二九”对冀南的“铁壁合围”和相继对冀中区进行的“五·一”
大扫荡以及5月下旬对太行区的“铁壁合围”，是日军华北方面军统一部署、
精心策划的。
“四·二九”大合围对冀南抗日根据地影响很大，损失严重。大合围后
冀南区形势急转直下，环境更加困难，斗争更加艰苦。部队的思想也产生了
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个别同志甚至怀疑冀南平原抗战还能不能继续坚持下
去。由于接受了“四·二九”遭受严重损失的教训，“六·一一”反合围，
我损失轻微，“九·一二”反合围，冀南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六地委、六专署、
六军分区领导机关均于十一日夜安全转移出敌已形成的合围圈，而未受损
失。
从太行回冀南，
痛失良将肖永智
5月下旬，敌人合围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中共北方局以及一二九师等
党政军领导机关时，我正在太行山休养。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合围，
师部决定转移，转到外线打击“扫荡”之敌。
刘师长、邓政委对我的身体情况很关心。他们问我：“你怎么办，还是
跟我们走吧。”
当时我身体已基本恢复了。心里很惦记冀南的情况，特别是遭受大合围
后的情况，更惦记着战斗在冀南的广大指战员。因此，怀着急切的心情，希
望赶快回来，我对首长们说：
“还是回冀南，平汉路上的日军大部调出打太行了，那里日军的力量比
较空虚。另外，我已习惯在平原。在山区打游击有点不习惯。”
“你身体行吗？”刘邓首长担心我的身体。
“没问题！”我说：“这些日子，身体恢复得很好。”
师首长点头，同意我回冀南。
临行前，我和总部左权副参谋长通了电话。他对我说：
“你去平原行不行？敌人正在扫荡，现在回去不冒险吗？”
“不冒险，没问题。”我很有信心地告诉左权同志：“不过铁路（指平
汉路）我没办法，只要过了铁路，我就有办法了。”
首长们的关心，我很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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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冀南的艰苦情况我是知道的。在这样的时候，我更应该赶快回到冀
南。抗战初期刚进入冀南平原时，那时心里确实没有底，没有在平原打过游
击。现在不同了，经过几年的斗争实践，摸索了一套开展平源游击战争的方
法，学会了如何在平原与敌人周旋。所以我说到冀南就有办法了。
当时有200多名干部学员要到冀南来。孔庆德同志就是这个时候跟我来
到冀南的。我只有一个警卫班，一挺轻机枪和一个掷弹筒。我请求师首长拨
给点部队。师长说实在抽不出部队来，我说：部队抽不出来，能不能给学员
干部发点枪和子弹。师长同意了。
于是，我带着这200多名干部学员下了太行山，向冀南平原行进。当我
们走到磁县贾壁时，我和李达参谋长通了电话，他告诉我，我们走后敌人就
开始“扫荡”，目标是我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从西边的长治、武乡、辽县
和东边的武安出动日伪军2万余人，分别合击黎城、武乡县砖壁、辽县桐峪
和武安县阳邑后，向太行根据地腹地急进。5月24日夜，形成了对窑门口、
青塔和偏城地区的合围。师部跳出了合围圈，转到外线。总部和北方局于偏
城和辽县交界的南艾铺、十字岭一带遭合围。此时，李达同志打电话告诉我，
左权同志在十字岭指挥突围战斗中不幸牺牲。听到左权同志牺牲的噩耗，我
心情非常沉重、非常难过。往昔和左权同志相处的情形，一幕一幕在脑海中
闪现，特别是这次下太行临行前，我们通话的情形，他那关心、体贴同志的
热情话语，还在我耳边回响。左权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代英才，他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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