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死了。那时，不只是寻常百姓家忍饥挨饿，有饿死的、病死的，我们当干
部的也同样忍饥挨饿，家里人也有被饥荒夺走生命的。
遇到这么大、这么多的自然灾害，时间又这么长，确是历史上罕见的。
旱、涝、蝗、雹加上瘟疫，真可谓“五毒”俱全，严重威胁着冀南军民的生
存。敌人频繁地、残酷地“扫荡”、“围剿”，使冀南遭受严重损失，抗日
军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这并不可怕，只要军民团结奋战，同仇敌忾，就
可以和敌人继续斗下去。日寇是不可能把我们赶出冀南平原的。而我们，不
管如何艰难困苦，最后却要将日寇赶出冀南。但是，如此严重的灾荒确实令
人可怕。解决不好救灾度荒问题，我们就有可能被灾荒赶走。已经有不少老
百姓携儿带女离开冀南，逃往他乡。
坚持冀南抗战，燃眉之急是解决好生产救灾，度过饥荒，安定人心。饿
着肚子怎么打鬼子。我们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的领导同志，多次开会研究部
署生产救灾度饥荒的工作。行署和各级政府建立了救灾委员会，领导各地区
赈济灾民，积极设法发放贷款，调济粮食，救济灾民。我们从冀鲁豫区借了
粮食300万斤、麦种50万斤运回冀南，一部分救济群众，一部分用来为明年
生产作准备。其实，冀鲁豫区也并不富裕，也是度过灾荒不久。他们这种高
尚风格，冀南同志很受感动。
北方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一二九师十分关心冀南的灾情，积极支持
冀南生产救灾度荒。 1943年，边区政府先后发放春耕贷款和救济款740余
万元（冀南票，下同）、贷粮和救济粮64.8万余斤。秋季洪水过后，边区政
府又给冀南贷麦种190万余斤，发放救济粮326.5万余斤，还有大批食品。
有了粮食，老百姓的情绪逐渐稳定了。
我们还开展了借粮活动。号召大家发扬团结抗战、互助互济、共度难关
的精神。借粮是件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余粮户基本上都是地主。开展借粮的
村成立借粮评议小组，通过调查摸底，公允地提出借粮数量。讲清道理，做
好思想工作，避免出现顶着不借局面，顺顺当当地借出粮食。此外还开展以
工贷赈，组织各种互助组，挖河筑堤，兴修水利，进行生产自救。根据连续
旱灾、水灾情况，培修堤岸治理决口，疏浚河道开渠引水。
冀南军区领导部队一面打击敌人保护群众，一面同冀南人民一道开展抗
灾救灾，协助地方堵口筑堤，疏河道、开水渠等，据不完全统计总长达460
余公里，帮助群众打井一万眼。大规模开展捕蝗活动。当时捕蝗的场面是轰
轰烈烈的。党政军民一齐动手，人山人海。开始捕蝗时，有个别老百姓思想
还不太通。可能是受封建迷信影响，不愿意打。把蝗虫看作“神虫”，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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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香祈祷，请求“神虫”嘴下留情，不要吞噬庄稼。也有人以邻为壑，主张
敲锣打鼓将蝗虫轰出本区了事。我们打多了，有些老百姓还不高兴，我们只
好耐心做工作，思想很快就通了。时代不同了，只要把道理讲清楚，思想认
识很好解决。军队按单位统计数量，按斤计算上报。地方捕蝗由政府发动各
村群众联合作战，党政军民大打“人民战争”。有的扫帚打，有的木锨打，
也有的用木棍钉上鞋底打。男女老幼齐出动，有打的，有喊的，其场面甚是
壮观。在蝗虫多的地方采取挖沟的办法，沟深2尺、宽1尺，将蝗蝻赶入沟
内，然后用土埋死。这种办法古人就曾用过。史书记载清朝康熙年间闹蝗虫
时，老百姓就用过就种办法消灭蝗虫。到了冬天，我们还组织人力将蝗卵挖
出焚烧，这个办法比土埋蝗蝻的效果还好。据有的书记载，清朝还有一种制
度，一旦发现蝗灾，即调军队前去助民捕蝗。这本来应该说是件好事。但是，
老百姓不愿意。因为清军到灾区后，要好吃好喝招待，灾年的老百姓怎么负
担得起。清军下乡，还践踏庄稼。所以，老百姓宁肯隐匿不报。这些封建军
队比蝗虫更可怕，与其引来兵灾，不如忍受蝗灾。我军是人民军队，我们助
民捕蝗非常受欢迎，各地军民联合捕蝗不仅消灭了蝗虫灾害，而且从中体会
到团结的力量，只要团结一心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在冀南最困难的 1943年，平原分局书记黄敬同志到冀南检查、指导工
作。黄敬同志作风根深入，在路上遇到老百姓，常常停下来同他们聊天，向
他们作调查。我们招待黄敬同志吃饭，最好的饭是小米饭，最好的菜是辣椒
酱和芝麻酱，而且每顿饭的菜只能给很少一点。
1944年麦收后，严重的灾荒基本上过去了。农村生产逐渐恢复发展，形
势好多了。但是，要使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彻底克服灾荒所造成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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