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义”,日本人还有一点与西方借债还帐相似。那就是如果逾期未报,就会象利息那样增长。埃克斯坦(Eckstein)博土叙述过他与一位日本制造商的交涉经过,这位商人曾给埃克斯坦博士提供去日本的旅费,让他去收集野口英世的传记资料。埃克斯坦博土回到美国撰写传记,定稿后寄给日本,却既没有收到回执,也没有收到来信。博土自然担心:是不是书中有些地方触怒了这位日本人。他发出了好几封信,仍然没有回音。几年之后,这位制造商给博土打来电话说他正在美国。不久,他带着几十棵日本樱花树到埃克斯坦博土家拜访。这份礼品实在可观。这就是因为回报延误太久,必须送厚礼。这位日本人对埃克斯坦博土说:“您当时大概不是要我立刻回报吧!”迫于情义的人往往因时间拖长而偿付加重。例如,某人向一位小商人求援,因为他是这位商人童年老师的侄子。而这位学生在年轻时无法报答老师,他在情义上的负债就在流逝的岁月中逐渐增加。于是,这位商人就“不得不”答应帮忙,以偿还对老师的这笔欠债,“以免遭世人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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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洗刷污名
对名分的“情义”,就是使名声不受玷污的义务。这种“情义’由一系列德行构成,在西欧人看来,有的互相矛盾,但对日本人来说则是完全统一的。因为这类义务不是报恩,不属于“恩的范围”,不涉及往日受恩于别人的问题,而是保持自身名誉的行为。从而,其内容包括:遵守“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各种繁琐礼仪的要求,能够忍受痛苦,在专业及技能上维护自己的名声。对于名分之“情义”,还要求消除毁谤或侮辱,因为毁谤会玷污名誉,必须洗雪,必要时也许要对毁谤者进行报复,甚或自己自杀。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可以有多种方针,但决不能 淡然置之。
我所说的“对名分的情义’,日本人并未单独另起名称,只把它描述为报恩范围以外的情理。这一特点只是分类的基础,并不是说“对社会的情义”是对善意关切的回报,而“对名分的情义”则突出地包含报复。西方语言中把上述两者区分为感激与报复两个对立的范畴,日本人对此则无所谓。为什么一种德行不能既包括对他人善意的反应,又包括对他人恶意或轻蔑的反应呢?
日本人就是这样认为的。一个正派的人对恩情和侮辱都同样感受强烈,都要认真回报。他们不象我们那样,把两者区别开来,一种称之为侵犯,另二种称之为非侵犯。在他看来,只有“情义范围”之外的行为才能称作侵犯。只要是遵守“情义”,洗刷污名,就决不能说他犯了侵犯之罪,他只不过是算清旧帐。他们认为,只要受到的侮辱、毁谤及失败末得到报复,或者未被雪除,“世界就不平稳”。一个正派的人就必需努力使世界恢复平衡。这是人的美德,绝不是人性中的罪恶。在欧洲历史上某些时代,对名分的“情义”,包括象日语中那种把感谢与忠诚结合在一起的表达方式,曾经是一种西方道德。在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在意大利,曾经盛极一时。它与古典时期西班牙的elvalor Espaol(西班牙的勇敢)和德意志的die Ehre(名誉)颇有共通之处,甚至与一百多年前欧洲流行的决斗行为中的潜意识也有某些相似。无论在日本,还是在西欧各国,凡是这种重视雪除名誉污点的道德观占优势的地方,其道德的核心总是超越一切物质意义的利益。一个人越是为了“名誉”牺牲其财产、家庭及自己的生命,就越被认为是道德高尚的人,它成为道德定义本身的一部分,是这些国家经常提倡的“精神”价值的基础。它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很难以利害得失来衡量。正是在这一点上,这种名誉观与充斥于美国人生活中的剧烈竞争和公开对抗形成明显的对照。在美国某些政治或经济交往中,对保有也许并无限制,但获得或保持某种物质利益则一定是一种战争。至于象肯塔基山中居民之间的械斗,那只是例外,那里盛行的名誉习俗属于“对名分的情义”范畴。
不过,任何文化中“对名分的情义”以及随之而产生的敌意和伺机报复,绝不是亚洲大陆道德的特点。它不是所谓东方气质。中国人没有这种特点,暹罗人、印度人也没有。中国人把听到侮辱和诽谤就神经过敏看做是“小人”,也就是道德水平低下的人的特征。不象日本把对名誉的敏感看作高尚理想的一部分。在中国的伦理观中,一个人突然开始使用不正当的暴力来肆意报复所遇悔辱是错误的。如此神经过敏,他们觉得可笑。他们也不会下决心用一切善良与伟大的行动来证明诽谤是无根据的。在暹罗人身上根本看不到对侮辱如此敏感。他们象中国人一样,宁愿让诽谤者处于尴尬地位,也不设想自己的名誉遭到伤害。他们说:“容忍退让是暴露对方卑鄙的最好办法。”
要理解“对名分的情义”的完整意义,必须通盘考虑日本各种非侵犯性的道德。复仇只是在特定场合要求的这类德行之一,此外还包括稳静的、克制的行动。一个自重的日本人必须坚忍和自我克制,这是他“对名分的情义”的一部分。妇女分娩时不能大声喊叫,男人对于痛苦和危险必须处之泰然。当洪水冲到日本的村庄时,每个持重的日本人必须带好必需品,觅妥高地,不能乱喊乱跑,张 惶失措。秋分前后台风暴雨袭来时,也能看到同样的自我克制。这种行为是每个日本人所具有的自尊心的一部分,即使他不能完全做到。他们认为,美国人的自尊心不要求自我克制。日本人的这种自我克制中还具有位高则任重的含义。在封建时代,对武土的要求比对庶民要高,对平民虽不是那么严格,仍是一切阶级的生活准则。如果说,对武土要求能忍耐极端的肉体痛苦,那么对庶民则要求能极端顺从地忍受持刀武土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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