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鲁特美国女子学校（1830 年创办）比美国大学办得更早，一直办到现在。拉扎尔会传教团远在 1755 年就在大马士革开始活动，大约二十年后，创 办了一所男子小学，这是在那座城市里仍然存在的最古的现代学校。这些学 校比任何现代化的官立学校还要先进，而且被当做后来创办的官立学校和私 立学校的楷模。直到现在，外国语的学习还是很受重视，连本地学校也不例 外，法语或英语时常被用作高等学校和专门学校的教学语言。学校的教职员 享受特权，包括靠治外法权取得的保护。仿效西方的学校、印刷厂、报纸、杂志、文学会等，纷纷在本地很快出现了。1828 年穆罕默德·阿里创办了《埃及大事》（al-Waqā’i‘al-Misrī yah），这是埃及自己的第一份阿拉伯语报纸，仍然是政府的机关报。1858 年赫立里·胡列在贝鲁特创办了《新闻果树园》（Hadīqat al-Akhbār），叙 利亚也就有了自己的第一份报纸。十二年后，布特鲁斯·布斯塔尼（1819—1883 年，一个本地学校的负责人，与美国传教士们合作），在贝鲁特创办了 一种政治的、科学的、文学的双周刊《花园》（al-Jinān），他还办有其他 好些种期刊。他给自己的新刊物所作的题词，是很有意思的：“爱国心是信 仰的一个项目”——这是阿拉伯语里的一个新奇的观念。1876 年布斯塔尼开 始出版阿拉伯语的百科全书（Dā’irat al-Ma‘arif），他自己完成了头六 册。这位基督教学者的著作，包括一部字典和几种关于教学和语法的教科书， 这些著作为激发阿拉伯民族意识和发动阿拉伯民族运动铺平了道路。在阿拉 伯各国中，黎巴嫩是文化最普及的国家，这主要是由于外国学校和私立学校 的努力，公立学校的成绩是次要的。甚至在今天，最高级的教育，还是在美国学校和法国学校里进行的。黎巴嫩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所以肯于接受 从西方来的这种文化迁移，主要原因在于，东西双方文化在某些重要的方面 虽然不相同，但它们却是属于同一个主流。欧洲文明和近东文明，共同分享 了一份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以及希腊和罗马的公共遗产。从最早的时代起，双 方就一直保持着社会的和商务的接触，虽然接近的程度常有变化。到十四世 纪时，即早期的麦木鲁克时代，东方和西方的差别，事实上是人为的，而不 是真实的。直到十六世纪，即奥斯曼帝国的开端，东方和西方才开始分道扬 镳，西方利用了科学方法并辅之以实验，发展了技术知识并取得控制大自然 的重大的结果，与此同时，东方仍然忽视了这一切。十八世纪末，双方背驰 已达到极端，于是这两种文化又重新会合了。在这种文化的异花受精的过程中，伊拉克没有作出什么重要的事情。远 在十七世纪时，天主教传教团早已获得进入巴格达和巴士拉的许可，但是， 这对于穆斯林的社会并未留下任何痕迹。除在君士坦丁堡受过训练的官吏、 职员（他们具有特殊的派头）外，伊拉克人几乎不接受现代观念。但是这个 国家对于商业的渗透却是敞开大门的。英国人在巩固了他们在波斯湾的地位 之后，商业的渗透终于变成了政治渗透，伊拉克还是被拉进了世界事务的轨 道。易卜拉欣对叙利亚的侵略，拿破仑对埃及的侵略，在某种意义上产生了同样的结果：他们结束了这两个国家古代的地方分权制，而开始了中央集权 制。此外，他们还把这两个国家投入了外国帝国主义各种阴谋的斗鸡场。列 强的领土扩张主义的趋势，在那里而不在别处发生了冲突。特别尖锐的是英 法两国之间的竞争，各自都努力为自己争得在埃及和叙利亚事务中的占优势 的影响，两国的借口都是保卫与印度和远东通商的最充分的利益。十九世纪 的许多战争都可以在近东找到一些根源。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 年）的 原因之一是，法国和俄国提出了互相矛盾的要求，双方都主张自己有保护巴 勒斯坦圣地的权利。1869 年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增加了这些国家战略上的重要性，加速了它们再度进入国际商业和国际事务圈子去的时间。这条运河很快就变成了国际 交通生命线的一个主要部分，补偿了因发现绕好望角的航线而遭受的损失。 运河全长一百英里，开凿费约二千万镑，其中大半是在以法国为主的欧洲， 用公开征求认股的方法筹得的。埃及总督的份额是十七万六千六百零二股， 每股二十英镑，这些股票，于 1875 年被英国政府买去了。
运河是在易司马仪在位时代开凿的，他的奢侈导致国家的破产，并且终于招致欧洲的干涉。易司马仪慷慨地提出要把埃及的年贡加一倍，因此“崇 高的阙下”曾于 1866 年和 1873 年，赏赐他赫迪夫（khedive）的称号和长子 继任权，让他的儿孙世袭这个职位，这几乎等于承认他的主权了。1879 年， 英法对埃及建立了共管制，而赫迪夫被废黜。这个时期，军队和农民的生活 困苦不堪，起而造反，他们获得一位军官的支持，他叫艾哈迈德·阿拉比， 也是农民出身的。当时军队的军官，大半是塞加西亚人；农民忍受重税、兵 役和徭役制的痛苦，政府可以强迫任何壮丁去做少偿的或无偿的劳动，而所 修建的公共工程往往又是效益可疑的。这次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1882 年 9月 13 日英国人在特勒凯比尔大丘获得胜利，阿拉比被流放。英国人由此获得 占领埃及的机会，虽然埃及依然是在有名无实的土耳其的宗主权之下，而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英国便宣布埃及为保护国了。于是，赫迪夫阿拔斯·希勒米被废黜了，他的叔父侯赛因·卡米勒，以素丹的称号继承了他 的职位。1917 年，富阿德继承了他的哥哥侯赛因，1922 年 2 月，在保护关系 结束的时候，他成为埃及国王，宣布埃及独立，并公布了宪法。英国方面的 让步，是由于本地人的斗争，才做出的。民族主义者的领袖赛耳德·宰格鲁 勒是阿拉比的一个追随者，他象阿拉比一样，是农民的儿子，但比阿拉比更 有才能，并且受过更高的教育。这位激烈的律师，是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的 学生，在穆罕默德·阿布笃的领导下，曾任《埃及大事》的编辑，他在 1919 年要求英国人准许他率领一个代表团（wafd），到巴黎和会去，到伦敦去， 替埃及作辩护，但是，他遭到拒绝，而且被送到马耳他岛去，这个行为立即 把他变成了一位民族英雄。他和他的党的努力，终于获得成功，1936 年签订 了英埃条约，规定英国占领军撤退到运河地带，把保护外侨生命财产的责任 让与埃及政府，并且相互帮助，对付敌人，包括港口、机场和交通工具等的 使用。1952 年发生了不流血的军事政变，富阿德的儿子法鲁克国王被废黜，君 主政体被推翻，1954 年成立了共和国，领导人就是阿卜杜勒·奈绥尔（纳赛 尔）上校。他大胆地反对以色列、英国和法国侵略者，因而 1956 年被公认是 整个阿拉伯的英雄。他推行了社会主义类型的政治与经济的改革。在阿拉伯人的新月地区，政治干涉采取了托管的方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巴勒斯坦和伊拉克，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都建立了托管制。 法国的兴趣是着重经济方面的考虑，这个关乎威望的政策，是用来抵消英国 的影响的，也是回溯到十字军战役时代的 “传统友谊” （amitiétraditionnell），是庄严的素莱曼赠给法兰西斯一世的治外法权所承认的。正是法国军队，于 1860 年得到列强的同意后，在黎巴嫩登了陆，作 为防止更大规模的屠杀的安全措施。这些所谓甲级托管地的行政，缺乏国际联盟盟约所定的理想，即托管地人民的福利构成了“文明的神圣义务”，托管国的主要任务是为托管地的完 全独立提供必需的忠告和帮助。特别令人焦急的，是叙利亚人所感受到的困 苦，他们责备法国官吏象在北非那样使用殖民主义的方法，把本国政府当成 门面，对于高涨的民族精神缺乏认识，阻止阿拉伯语的使用，把本国的通货 跟法郎联系起来，而使其跌价，挑拨离间各党派或教派的关系，使用各种镇 压手段，包括监视、监禁、流放等。为了行政的目的，而把这个国家分成若 干州，同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把伊斯肯德伦港割让给土耳其， 这是引起人们抱怨的另外两件大事。维持治安，改良交通，扩大耕地面积， 给予受教育的便利，树立现代政府的体制，以及使社会现代化等，这些都是 能使托管地区得到好处的办法，但是，任何办法也都不能阻止高涨的不满浪 潮。1925 年 7 月，德鲁兹山发生了造反事件，很快就传遍大马士革及其邻近 的城镇。象这样的连锁反应，一直没有停止，到 1945 年，最后一批法军终于 被迫从叙利亚领土撤退了。那是在黎巴嫩独立之后两年的事情，黎巴嫩与法 国托管者始终保持友谊关系，后来获得解放，成立了共和国。伊拉克在更早些的时候，就开始采取反对英国托管的行动了。1920 年在 幼发拉底河下游各部族之间，以及在纳贾夫、卡尔巴拉等神圣城市里开始的 造反活动，导致英国以间接统治代替了直接统治。1921 年 8 月，侯赛因国王 的次子费萨勒被立为伊拉克立宪政体的国王，在 1920 年 3 月 8 日到 7 月 25 日的期间，他曾占据过临时的叙利亚宝座。随后签订过几个条约，以 1927年 12 月的条约为最重要，在这个条约里，英国承认伊拉克为独立国，并与伊 拉克建立以二十五年为期的同盟关系。1930 年 6 月的条约明确写道：英国放 弃托管的权利，承认伊拉克的完全主权。这项成就的取得，应该归功于国王 费萨勒一世的政治家才能，可是到了他的第二个继任者的时期，这个政权就 不行了。1958 年发生了军事政变，费萨勒二世（1939—1958 年）和他的叔父（摄政王兼首相）一道被杀，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宣告成立。 在这个时候，阿拉伯人提出一种似是而非的议论，就是用右手抵抗欧洲的进攻，同时用左手接受和采用欧洲的观念和技术。从欧洲取得的各种新成 就，都被利用来对欧洲人作战。从欧洲输入了无数的新观念，其中以民族主 义和政治民主为最有力量，这是毫无疑义的。由于拥护民族主义，进而便要 实现民族自决的原则，而这两者又导致了为摆脱外国统治而进行的斗争。西 方的意识形态，强调世俗的和物质的价值，而且着重种族的畛域和地理的疆 界，从西方传入的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同伊斯兰教最珍贵的各种传统是背道 而驰的。还有，宗教上的普遍性的概念，政治上的神权政体和闭关自守的主 权，也是与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穆斯林们作为奋斗目标的理想， 与其说是泛阿拉伯主义，不如说是泛伊斯兰主义。斗争是对外的，也是对内 的。十九世纪晚期，埃及智力上的水土已变得适宜于新概念的生长了，这主 要是由于开明的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布笃（1849—1905 年）的著作和演说所 造成的影响，他曾升任埃及的穆夫替（mufti），即最高的宗教职位。穆罕默 德·阿布笃是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9—1897 年）的大弟子，而阿富汗尼 在着手推行伊斯兰教现代主义方面是第一个主要人物。阿富汗尼出生于阿富 汗，曾侨居印度、麦加、君士坦丁堡等地，后来迁居埃及，在那里与埃及的 政治运动相提携，那个运动就是以阿拉比的起义告结束的。穆罕默德·阿布 笃以此次起义的共谋犯的罪名，被流放到叙利亚去。伊斯兰教的颓废情况， 使他很担心。他非难毒害信仰的那些迷信和异端，在这方面，他追随了伊本·太 伊米叶。他所开的处方是，宗教在智力上和政治上的复兴，应同在一个最高 首领下政治上的统一互相结合。这个人曾在爱资哈尔大学学习和任教，又同 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一道在巴黎发行过阿拉伯语刊物，他主张，伊斯兰教与 科学基本上没有什么矛盾。他对于《古兰经》的某些正文，作了合理的注释， 并且承认伊斯兰教的经院哲学是不够的。哲马鲁丁鼓吹政治革命，穆罕默 德·阿布笃却鼓吹宗教的觉醒，以引起宗教改革。自中世纪以来，伊斯兰教 就被装在一个介壳里面，对于打破这个介壳，现代作家所作的贡献，任何人 都比不上他们师徒二人。他们对于已经开始了的工作，谁都没有彻底完成， 但是，他们的学生都是很有成绩的，如嘎西木·艾敏（1908 年卒），是首先 猛烈攻击多妻、休妻和戴面纱的；穆罕默德·赖世德·里达（1935 年卒）， 出生于黎巴嫩北部的盖莱孟，1897 年去到埃及，发行了穆罕默德·阿布笃的 各种著作，编写了他的传记，并且在《光塔》（al-Manār）月刊里继续了他 的传统。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改造阿拉伯人社会，并且使伊斯兰教与现代世 界相调和，这仍然是同时代的穆斯林所面临的最伟大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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