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烈伟还为他计划中的译本索取了相片。鲁迅4月9日致台静农的信中说：
我的最近照相，只有去年冬天在厦门所照的一张，坐在一个坟的祭桌上，后面都是坟（厦门的山，几乎都如此）。日内当寄上，请转交柏君。或用陶君（引者注：陶元庆）所画者（未名社似有）亦可，请他自由决定。（同上，第29页）
《阿Q正传》之外，柏烈伟还要翻译鲁迅的其他小说。他通过李霁征求鲁迅对选目的意见。1929年3月22日鲁迅复李霁影的信中说：
柏烈伟先生要译我的小说，请他随便译就是，我并没有一点不愿意之处，至于那几篇好，请他选定就是了，他是研究文学的，恐怕会看得比我自己还清楚。（同上，第154页）
从《鲁迅全集》的注释中可以知道：“他要译的《阿Q正传》未见出版。”是译出了却没有付印呢，还是没有译完，甚至只是说是要译却没有动手呢，人们就不知道了。
其实，柏烈伟的身份，更重要的还不是俄语教师和释译家，他还是中共党史上不能不提到的人物，中共的建党，还同他颇有一点关系。共产国际派魏金斯基来中国建立共产党，就是柏烈伟把北京大学的同事李大钊介绍给他的。张申府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一文中说：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的代表魏金斯基来华，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情况，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他来到北京后，经北京大学俄籍教员柏烈伟的介绍，见到李大钊和我，他与我们就中国的问题了进行了广泛的交谈，特别希望我们建党。在北大，魏金斯基还召开过几次座谈会。后李大钊又介绍他到上海去见了陈独秀。（张申府《所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还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
1920年，约在5月间，共产国际伊尔库斯克远东局派了一位代表威金斯基来华，他以记者身份偕同旅俄华侨（具有俄共党籍）杨明斋作助手，路经北京，由柏烈伟介绍与李大钊先生接触。据杨明斋后告诉我，他和威金斯基初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他们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他们从少数俄侨口中探得了一些五四运动的情形，知道现居上海的陈独秀是这一运动的领袖，而上海又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中心，因此他向威金斯基建议立即去上海找陈先生。他虽对陈先生毫无所知，但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威金斯基接受了他的建议，因而找到北大俄国籍教员柏烈伟作介，首先认识了李先生，再拿着李先生的介绍信到上海去找陈独秀。关于这件事，杨明斋曾向我夸耀，表示日后的事实发展证明了他这个大胆建议的正确。（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威金斯基经过柏烈伟认识了李大钊，又经过李大钊的介绍到上海去会见了陈独秀。他的这次上海之行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一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李大钊，都是中共建党之初的领袖人物。在这件事情上，柏烈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么一个起过重要作用的活动家，后来怎么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不见踪影了呢？张西曼所著《历史回忆》中的《北大俄文系的厄运》这篇里说明了这人的后来情况：
朱正：柏烈伟这人(2)
北大俄文系经苏使馆的协助，除聘有俄方伊凤阁（使馆汉文秘书），诗人铁捷克（著有《中国怒吼吧！》等），作家伊文等勉强任教外，也不能有所振作和发展希望。另有一败类华名柏烈伟，他自命为研究中国《诗经》的专家，来到中国锻炼普通语文的。十月大革命后他运动当上第三国际驻天津的文化联络员，对于民十年（引者注：1921年）前后秘密从华北入苏的中国青年（瞿秋白、俞颂华、李仲武、凌钺和其他多人），都给以绸制长方小块的秘密入境证件，但对中国境内的路费等绝未发过丝毫补助。他却对第三国际报上了许多花帐，侵蚀了若干公款。等到他的上司发现了他的舞弊，就要调他回国查办。他震于党纪国法的森严，就声明脱离苏联国籍。混到日寇进陷北平的时候（引者注：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他似乎短期被捕，以后就声请入了美国籍，束装渡海了。在他未叛党前，我还与他合编过中俄对照的简明俄文法，出版后销路很不错，但所有版税都被此贼吞没。（《张西曼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张西曼说的这事，也可以算是党史上的一条掌故。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一）(1)
李大钊（1889—1927年），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受人崇敬的革命先烈。
白坚武（1886—1937年），先后担任军阀李纯、吴佩孚的幕僚，后来又受日本军方指使阴谋制造伪华北国。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以“汉奸首领”罪处死，久已被世人遗忘。
这两个人，可是好朋友。
1907年，18岁的李大钊从河北乐亭家乡来到天津，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自己说：
钊感于国势陵夷，慨然起研究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乃与二三同学乘暑假之便赴天津投考学校。其时有三种学校正在招考：一系北洋军医学校；一系长芦银行专修所；一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军医非我所喜，银行亦违我素志，故皆决然弃之而入法政。是校为袁世凯所创设，收录全国人士，规模颇大。钊在该校肄业，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言。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思潮亦日益腾高。此六年间均系自费。（李大钊《狱中自述》，2006年人民出版社版《李大钊全集》（第五卷，第226页）所收有删节，此处所引，据《党史研究资料》第二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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