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引用了斯大林信中的这些内容之后，这样议论说：
这是他的东方式的想像。他们对被告说：帝国主义正在秘密准备对苏维埃共和国实行武装干涉。如果被告承认参与了武装干涉的准备工作，就是抢先粉碎了干涉，拯救了国家。他们要被告从真正的爱国主义出发，给自己栽赃。当然，许诺将因此而给他们减刑。
拉姆津同意在法庭上承认他欢迎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干涉。但是，斯大林不得不对他那“很有意思的供词”添点细节。这是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武装干涉！而且他知道，今后也不会有。于是他提出了几个方案，用来解释为什么迄今为止没有发生武装干涉，而且今后也不会发生。
拉津斯基接着指出，“并不是人人都像拉姆津那样有觉悟”，斯大林不得不在前面引过一部分的信中提出这样的要求：
让孔德拉季耶夫、尤罗夫斯基和恰扬诺夫等在“武装干涉问题”上搞狡辩的先生们过过堂。我们要把这个材料转发共产国际各分部，到时候我们就搞一个极其广泛的反对武装干涉的宣传运动。要弄得搞干涉的人今后一两年内无法动手，这对我们来说相当重要。明白吗？祝好。斯大林。
观众在舞台上看到的，崇公道是解差，苏三是女犯。到了后台，他们是同一个戏班子的同事。首犯拉姆津云者，不过是演出时分派给他的角色罢了。不但这时候判的十年监禁不过是舞台上的演出，就是后来的颁发列宁勋章，岂不也是舞台上的演出吗？这“苏维埃戏剧”的精髓真是不容易领悟呀。鲁迅就这事写文章，发议论，说是“我们不再受骗了”。假如他竟了解到了这事情的真相，他说的就会是“我们真正受骗了”。
受到这种宣传的蒙蔽的又岂止鲁迅，又岂止20世纪30年代的人。比方说，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一次所谓的“工业党”的审判，以及更早两年的沙赫特事件，都是因为经济工作出了问题，计划中的高指标无法完成，破坏了人们的经济生活，于是找出一些技术知识分子作为替罪羊。可是，胡乔木执笔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却说：“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错误，却很少同管理经济的国家机关的缺点有关。”鲁迅发过一点这样的议论，今天人们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1期）
蓝英年红色麦加朝圣记——重读《莫斯科日记》(1)
苏联自成立之日起，便只向世界各国宣传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不让外国知道国内发生的有损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形象的事。苏联是一个封闭的国家，至少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都如此。苏维埃政权最担心的是把国内的真实情况泄露到国外去。苏联公民凡是自行在国外出书或发表文章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老百姓没人敢同海外亲属通信。因此其他国家的人，当然也包括中国人，所获得的有关苏联的信息，都是苏联官方有意传递出去的。这就使外国人不可能了解苏联的真实情况，致使鲁迅先生写出《我们不再受骗了》那样的文章。这不能责怪鲁迅先生。鲁迅一贯同情弱者，同情被压迫的民族。他没到过苏联，没有亲自观察苏联社会的机会。况且他还受到同他亲近的左翼作家的影响，相信了他们对苏联的介绍。他们告诉他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左翼作家又多是共产党员，信仰共产主义，坚信苏联是全世界的灯塔，是人类的未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真正看清苏联体制的恐怕只有陈独秀一个人。陈独秀晚年流落到四川江津，他在《我的根本意见》中写道：“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今天读了仍不能不敬佩老先生的睿智慧眼。当然，这也同他当了四届中国共产党的“一把手”并跟共产国际［即联共（布）］打过多年交道有关。
罗曼·罗兰（1866—1944）是法国著名作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憎恨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不公正的现象，渴望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自由社会。他在别的国家里找不到这样的社会，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的时期，便把目光投向苏联。罗兰同西方不少左翼作家一样，完全相信苏联的宣传。上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先后在意大利和德国兴起，引起罗兰的警惕，更把全部希望寄托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1932年他在世界反法西斯大会上发言时说道：“苏联存在的事实本身就是向剥削者的旧世界的挑战，对被剥削的各国人民来说，苏联是他们的典范和希望。”另一位法国作家纪德（1869—1951）访苏之前对苏联的态度又何尝不如此。他们把当时经济萧条的资本主义国家同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比，自然倒向苏联一边。罗兰在答复西方学者的公开信中写道：“我自己毫不犹豫地站在苏联一边，它是代表新的劳动世界的惟一堡垒。”1935年，他便怀着朝圣者的虔诚来到红色麦加——苏联首都莫斯科。
罗兰夫妇是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苏联的，在苏联逗留了五个星期（从6月17日至7月21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阿罗谢夫不劳长途跋涉到华沙迎接。从苏波边境到莫斯科乘坐一节专用车厢。在大剧院看芭蕾舞时，把他们安排在过去沙皇专用的包厢里。苏联政府还打算拨一幢别墅给罗兰夫妇住，但被他们谢绝了。从接待的规格上看，真正的邀请者不像是高尔基，倒像是斯大林。斯大林邀请罗兰访苏，是希望罗兰为苏联说好话。让他们住在高尔基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把罗兰完全封闭起来，使他无法接触普通老百姓；只让他看苏联想让他看的，不让他看苏联不想让他看的。但罗兰以他敏锐的目光，仍然看出苏联人民对斯大林的狂热崇拜。6月30日，他到莫斯科红场参加劳动青年体育节，斯大林把他请到列宁墓主席台上。罗兰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我无法在两个斯大林之间找到共同点——前天在克里姆林宫同我交谈的斯大林和像罗马皇帝那样花了六小时欣赏自己的封神仪式的斯大林。一排又一排巨大的斯大林肖像在人们的头顶上晃动。飞机在空中画出领袖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无数群众在列宁墓前唱起歌颂斯大林的赞歌。”罗兰从苏联返回瑞士后，在1938年10月所写的附记中，说得更明确了：“我最后一次同高尔基谈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当时说的是否指斯大林：一些作家向某些政治家阿谀奉承，千方百计地寻求他们的庇护，看起来让人恶心。高尔基对此表露出鄙夷和愤慨。我认为他所说的大概就是斯大林。打开任何一份苏联报纸，阅读共产国际会议上的任何一篇演说辞（以及在任何政治的或非政治的集会上的讲演稿；在任何文化、医学、体育、艺术会议上的讲演稿），都充满对斯大林的赞美：‘我们伟大的、至高无上的同志，我们英勇的领袖，我们战无不胜的英雄’，这些都是歌曲中必不可少的歌词。无论在街头还是在游行队伍中，都有像房子那样大的斯大林画像；人们扛着十几幅斯大林的巨像，排成纵队，从他面前走过。”罗兰看出斯大林有意制造人民对他的崇拜，以此强化人民对他的忠诚，并指出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手段。“如果他真的感到恼火，他的一句话就足以消除这种可笑的崇拜。”罗兰深知个人崇拜是集权体制的产物，镇压则是巩固这种体制的手段，但怀疑靠镇压来维持的体制能存在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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