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随笔》2002年第3期）
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1)
1935年六七月间，罗曼·罗兰应邀访问苏联，逐日记有日记。决定，这一部分日记要五十年之后才可以发表。改题为《莫斯科日记》的中文译本出版于1995年，更是六十年之后了。
五十年。时年六十九岁知道那时自己必定死了，日记中写到的那些交往的人们，大约也全都死了。无论怎样的抑扬褒贬，都不会再刺激谁。这大约是决定采取五十年“时效处理”的用心吧。他却没有想到，对于读者来说，五十年，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六十年，却有个特殊的意义。在这段时间里，世界上发生了多少大事，苏联又发生了多少大事！二次世界大战，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戈尔巴乔夫否定了列宁的遗产，叶利钦促成了苏联的解体。斯大林时代的许多秘密已经为世人所知晓。人们以今天的知识来读这本几十年前的日记，看看其中一些记载和议论，判断和预言，就特别有意思。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在全世界享有崇高声誉的作家，同时又是苏联最热忱的友人。因此，他的访问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会见了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受到高尔基和其他一些作家艺术家的欢迎。日记中，他不止一次为自己受到的热情欢迎表示激动。他对苏联怀着由衷的友好感情。可是他又是一位有观察力的作家，尽管没有安排他同普通公众会面，在苏联的现实中他还是看出了令他难堪的东西。正因为怀着友好的态度，正因为希望它完美，才更觉得这些消极的东西令他难堪吧。
到达莫斯科的第四天，他写下了对建筑物的观感：“莫斯科正在成为平庸的欧洲城市之一。我没有感觉到它有什么特别的魅力。莫斯科新建房屋的平庸无味使我感到惊讶。较之莫斯科新增的建筑，街上的人群看上去要更有莫斯科特色得多。”
他看到了普通老百姓生活的艰难。“莫斯科的住房问题仍是折磨人的复杂”，“在莫斯科，生活对大学生、教师和小职员来说仍是非常困难的。利季娅·帕夫洛夫娜对玛莎承认，不久前她请玛莎以及另外几个朋友吃的一顿简单而冰冷的早餐就花了她八十六卢布。一块长方形巧克力糖要花二十五至三十卢布。因此，如果你见到高尔基那儿或者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招待会上的挥霍浪费，你就会感到某种不自在。”（7月19日）“在莫斯科，物质生活（工资、食物、住房）依然非常困难；在列宁格勒和苏联其他地区，物质生活大概更折磨人。”（附记）
艰苦的生活还可以忍受，如果同时看到有人凭借特权来享用，那就更不好受了。罗曼·罗兰看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所获得的最高工资，少于有功劳的非党劳动者有望获得的最高工资，可是，不必被这种分配所迷惑，因为它很容易被绕过。共产党的活跃成员利用其他特权（住房、食物、交通工具等）代替金钱，这些特权确保他们能过上舒适生活并拥有特殊地位。更不用说影响，他们利用影响为自己和自己的亲属谋利益。”（附记）
这种特权，他就自己的经历举了一例：“在毗邻莫斯科的四郊，散布着一些在地图上没有标明的别墅（也包括高尔基的独家住宅），里面住着领导人及其客人，或者就是受到特别关照的作家。遇到宽阔的铺有卵石或柏油的道路，你问：‘它们通向哪儿？’回答总是：‘通向别墅。’道路沿线站着警察，他们也从树林中暗地里进行观察（谢尔盖在那儿遇见过他们）。在地平线上，可清楚地看到一幢位于树林中的雪白的漂亮疗养院。你问，它供谁使用？回答：‘政府的上层人员。’你问，石油大王祖巴洛夫的坚固的巨大庄园派了什么用途？回答：‘那儿也是高层社会的别墅和休息区。’……但我们也在路上遇到了向我们投来忧郁目光的男子，一个老年妇女向我们显示了一下拳头。”（7月3日）从这男子的目光和老妇的拳头，可以看到沉默的人民对特权者的反感和敌意吧。
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2)
如果，特权者对于自己奢靡的生活感到心满意足，倒也罢了。尽管引起一些人艳羡，一些人反感，但社会毕竟有能力供养这人数不多的奢靡者的。问题是他们不以此为满足，吃饱喝足之后还要生出事来，这样造成的破坏就比自己多享用一些更大了。罗曼·罗兰提到的一件事就是农业集体化运动。为了这事，斯大林写过一篇《胜利冲昏头脑》。这是一场怎样的胜利呢？罗曼·罗兰的日记写道：“在路上，克留奇科夫对我们讲述在1930年至1931年期间爆发的重大农民战争中的事件，这次战争与1919至1920年间的国内战争同样残酷。如果外部敌人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则情况可能变得极其严重。尤其在西伯利亚，北高加索和乌克兰。在乌克兰，农民毁灭了巨大的粮食储备，毁灭了全部收成，他们只能饿死。在高加索，到了残害自己牲畜的地步。反抗是强烈的和狂热的。一些富裕农民听任亲属在极端贫困中死去，却把自己的东西藏起来。在地里挖坑，把粮食藏在那里。”（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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