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从王芳妮说起(2)
复电发出之后，毛泽东大约觉得，这样逐条驳复恐怕不甚妥当，于是在1月7日又发出第二封电报，除了肯定“我1月2日电报所陈观点之外”，还作出了十分谦恭有礼的姿态：“我衷心地谢谢您给我的指示。我一定深入研究这些指示，注意它们，并根据指示采取措施。”对于王明，比上一电报说得缓和多了：“关于党内问题，这方面的政策是致力于联合一致，巩固团结。在同王明的关系上正是执行这样的政策。由于1943年下半年所做工作的结果，党内的形势、党的团结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请您放心。就您的想法，您的内心感受而言，我们是心心相通的，因为我的想法和感受和您基本是一致的。”（第274页）这当然是从保加利亚文或者俄文翻译回中文的，不知能不能在中国档案中找出中文底稿。如果找不到了，不知有没有研究者否认其真实性？
从季米特洛夫日记中可以看到：1月19日，“通过伊利乔夫发给延安的王明有关同毛泽东相互关系的密电。”（第275页）2月25日：“通过伊利乔夫给毛泽东发去如下电报：亲爱的毛同志：您的两份电报收悉。您的第二份电报特别使我高兴。我不怀疑，您对我的友好意见会给予必要的、认真的注意，并将为党和我们共同事业的利益采取所要求的必要措施。如能告知您所采取的措施取得的实际结果如何，我将不胜感激。”（第277页）他看到了使他特别高兴的谦恭态度，可是没有看到他所希望的实际措施。
3月7日，记下了王明答复他的密电。密电中王明对自己的政治态度作了这样的表白：
我对毛泽东的态度一如既往，因为我把他作为党的领袖而全心全意地予以支持，尽管过去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和最近一年就党内生活问题针对我开展的重大运动中的一些个别问题上有个人之间的分歧。
最近一年，在党内开展了以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为基础重新审视党的全部历史的运动。他被宣布为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中国化马列主义的主要代表。
……我完全支持这场运动。因此我已经既在口头上，也在书面上向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声明，反对李立三路线的斗争和确定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都是毛泽东的贡献，而不是我的，如同我以前认为的那样。我还声明，我放弃一切有关政治分歧的争论。（第283页）
临末，写了两句有关私交的话：“衷心感谢您和亲爱的罗莎多年来对我女儿的关心和教育。对可爱的米佳的去世表示沉痛的哀悼。”译者有注：“罗莎，季米特洛夫的第二个夫人。米佳，季米特洛夫七岁的独子。”米佳当是迪米特里的爱称。
看了这个注释，同时还可以发现译者代序中有一处也没有弄清楚。代序说：“季米特洛夫的惟一男孩夭折后，在许多外国小朋友愿做他的后嗣的情况下，1937年他收养了王明的女儿作为自己的女儿。”（第9页）米佳这孩子是1943年4月7岁的时候去世的，出生当在1936年。王明是1937年11月回国的，那时他还好好的活着，季米特洛夫并不需要收养别人的孩子去填补感情的空缺。也许是王明考虑到延安生活条件的艰苦，回国的时候，就把孩子留下来，请季米特洛夫照看吧。
（原载《百年潮》2003年第6期）
蓝英年:“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1)
说来惭愧，20世纪50年代初听过苏联文学史的课却没听说过“拉普”。“拉普”两字，还是在胡风先生的《我的自我批判》中第一次见到。他说拉普代表庸俗机械论，并痛切地感到它的危害。当时万炮齐轰“胡风反革命集团”，他的话我当然不能相信。拉普倒底是什么团体，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我弄不清。以后也没弄清，运动接连不断，自身难保，哪儿还有心思研究拉普。再说想研究也没材料。1980年以后，陆续看到有关拉普的材料和评论文章。对拉普的纲领、组织、活动有所了解，但仍有雾里观花的感觉，因为拉普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他们也有喜怒哀乐，成功失败，并非政治符号，而对他们的大多数人我则一无所知。后来读了舍舒科夫的《发狂的捍卫者》和别拉娅的《二十世纪的堂·吉诃德们》，政治符号才化为有血有肉的人。
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文学团体林立，有的拥护布尔什维克，有的反对，有的既不拥护也不反对，但皆以俄罗斯人民的代表自居。经过强迫解散，自行消亡和改组合并，只剩下最具生命力的几个。而其中最具实力的，当属以沃隆斯基为首的山隘派和以阿维尔巴赫为总书记的拉普。拉普存在近十年，组织遍及全俄，受到联共（布）的暗中支持，他们也以“党在文学的核心”自居。他们是一群涉世不深的青年，遵从党的教导，满怀革命豪情，为建立无产阶级文学而奋不顾身。凡有碍于他们事业的便坚决予以打击。但他们毕竟都太年轻，血气方刚，不耐烦冷静分析对方观点，却急于大打出手。这便是至今有人说拉普动辄打棍子的根源。动机与效果相反，有点像我们二十多年前所说的小将犯错误。
1926年拉普进入鼎盛时期，成立了以阿维尔巴赫、法捷耶夫、李别进斯基和叶尔米洛夫为核心的新理事会，仍由阿维尔巴赫任总书记。几年后，正当拉普领导人逐渐冷静，反思过去，沿着新路线阔步前进的时候，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突然作出《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解散所有文艺团体，成立便于统一领导的各协会。决议的中心是解散（俗称消灭）拉普。这绝非拉普不听斯大林的话，恰恰相反，拉普听话到把斯大林的政治报告硬往文学里套的程度。如斯大林1931年6月所做的《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拉普立即做出决议，其第一条便是：斯大林讲话中提出的全部问题也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学中为列宁主义创作方法而斗争的问题。这时山隘派由于沃隆斯基垮台而奄奄一息，其他流派早已不成气候，只有拉普一枝独秀，并迅猛发展，已遍及全苏。斯大林高瞻远瞩，担心它变成一股政治力量，当机立断，把假想之敌消灭在萌芽之中。除斯大林和政治局几个委员外，没人知道决议是怎么形成的，连高尔基事先也未通消息。决议对拉普领导人有如当头一棒，打得他们先是晕头转向，后是胆战心惊，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对筹划成立的作家协会提出两点要求：一、设立无产阶级作家部；二、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创作方法。斯大林认为第一点可以考虑，条件是如果拉普内部不发生分裂的话。斯大林断定拉普必定内讧。果不出斯大林所料，法捷耶夫同年十月在《文学报》上发表系列文章《旧与新》，支持中央决议，批判拉普存在的宗派主义等错误。法捷耶夫的文章不仅惹恼了阿维尔巴赫，还开罪了拉普后台、炙手可热的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法捷耶夫到亚戈达家去解释，却遭到亚戈达痛斥。亚戈达骂他出卖朋友，法捷耶夫辩解道：“您是老党员，我支持中央有什么错？”但回家后越想越害怕，他知道亚戈达权倾天下，可轻而易举地置他于死地，连夜把他同亚戈达的谈话写成信呈交中央。他这封信对他后来青云直上起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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