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把所有这些战事都清晰地标在地图上，将会惊异地发现：刘伯承和邓小平，一个“前指”一个“后指”，似有一根无形的魂线紧系着他们，方圆数百里遍地开花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形“分”神不分的实证。
刘伯承昨晚离开临泉县张庄，行程60里到达韦楼。此时，敌人主力已北渡淮河，企图再次“围剿”，其便衣特务已接近野战军司令部的后卫部队。
刘伯承本来有一匹马，但天色漆黑，崎岖不平的小路又覆着积雪，那马一步一个趔趄，刘伯承只好下马与战士们一起在雪地里跋涉。警卫员几次抬来担架，都被他拒绝了。
天色微明，刘伯承立即指示架电台。
自从和邓小平分手后，刘伯承竟把他多年的习惯改了：每日的第一件事不再是问天气、问敌情、看地图；无论行军新到一地，还是清晨起来，头一句话便问：“邓政委在哪里？”“他的周围有多少敌人？”“我们部队离他多远？”有时电台难以沟通，他就亲自守在电报机旁。一旦收报机传出大别山的信号，他便俯身凝神细听。
在韦楼的“后指”和在新县的“前指”电台沟通。
参谋向刘伯承报告：“邓政委现正在电报机旁。”
“好。赶快告诉邓政委‘后指’所在位置，然后报告我们掌握的敌情。”
经过整夜的行军，刘伯承还没有倦意。他在屋外站了几分钟，一任寒风拂面。又转回来，说：“最后，问邓政委好。”
同一时刻。新县境内。“前指”。
邓小平守在电报机前。发报员敲发出了最后一组密码。邓小平说：“告诉司令员：我好。问候司令员。”
窗外已是霞光满天。
邓小平是前天进入新县县境的。他要在这里为鄂豫二地委作个形势报告。
快到春节了，村子里已经有了过年味儿，不少人家在杀猪宰羊蒸年糕，贴上红红的对联和门神。
一户人家的对联引起了邓小平的兴趣，他驻足看了几遍，忍不住笑了。
对联左右对仗：大别山纵横南北，蒋介石不识东西。
横批：红军必胜。
邓小平自语道：“‘识’与‘是’，这个谐音很有意思。”
前面有一个水塘，一群战士正踩水车往外抽水，有几个人还用脸盆淘。水塘里的水已经基本抽干，一条条鱼在淤泥浅水中蹦蹦跳跳。
邓小平停下来问：“这个水塘是谁家的？”
战士们干得正欢，头也没抬：是口荒塘，没主。
邓小平又问：“那么，打下的鱼准备怎么办？”
一个战士抬头见是邓小平，慌忙招呼大家停下，说：“报告政委，这确是荒塘。我们问过，都荒废很长时间了。快到春节，我们……我们想改善一下伙食。”
邓小平：“查清了就好。自力更生，准备年货，这也很好。但你们想过竭池而鱼有什么后果吗？”
战士们都摇头。
邓小平说：“过了春节，群众就要开始春耕了。大别山上的每一滴水都很宝贵。请你们捉完鱼，再把水塘蓄满，留给老乡种田时用。”
战士们都说：保证把水池蓄满。
走过荒塘，就到了临时会场。
参加会议的人已经到齐。
邓小平笑道：“同志们都很辛苦。春节快到了，我先给大家拜个早年！”
会场响起掌声。
邓小平接道：
“咱们中国老百姓过节都讲个吉利。我今天就是来讲‘吉利话’来的。有同志问，我们反攻究竟取得了多大胜利？毛主席说了，自反攻以来，歼敌69万。这数字一点也不夸大。加上12月歼灭11万，总计80万。自进到大别山以后，9月至12月，我们并未大打，也打掉了敌人五个旅，歼敌5万，比自卫战争第一年战果大。中央分配作战任务，第二年再消灭敌人96个旅，每月分配我们两个旅，我们算是完成了任务。陈粟、陈谢、东北的战果就更大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前进了1000里，开创了三大解放区，人口多了4500万，建立了各级政权和军区组织。大别山敌情最严重，而我们不仅战略展开了，战术也展开了，我们已经在新解放区站住了脚！”
邓小平分析全国战局，揭示敌人在战略上的致命弱点，最后做了结论：
“我们要看到两点：一，基本的——敌人是防御的；二，敌人是攻势防御，以进攻达到防御。我们把它叫作垂死挣扎。垂死是基本的。不看到这一点，便不了解反攻的胜利。挣扎是另一面，不看到这一点，会松懈、麻痹，丧失斗志。总之，胜利不是遥远的2”
2月7日，中央军委电请刘邓率指挥部和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进至淮河、陇海路、沙河、伏牛山之间，设立南线指挥中心，统一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集团，展开中原作战。
2月9日，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为对付敌人的残酷扫荡，并部署主力转移后的工作，野战军主力须留大别山再与敌打一个“圈子”。
2月22日，邓小平接见鄂豫区领导人，部署主力转出后的工作，要求做好对付敌人残酷“清剿”的准备。之后，中原局发出《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要求在野战军主力转出后，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应以更广泛、更积极的游击战争，独立自主地坚持大别山战略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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