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内，邓小平手里搓着一支烟，沉思着。
车开上大路，但见一群群百姓扶老携幼，挑担推车，在泥泞中跋涉。
车停了，邓小平跳下来。
“老乡，你们这是去哪儿？”
“俺是跑黄水呀！同志。”
“不是没有决口吗？”
“你这个同志，等决了口就晚啦！听说国民党在上边要炸堤了，雨水又这么大，再不走，黄水下来往哪跑？”
邓小平上了车，直奔黄河大堤。
大堤上黑压压尽是人，穿军装的军人，光脊梁的民工。堤上堆砌着充填沙土的麻袋、草包。
盈槽的黄水翻滚着泥沙、泡沫，浩浩森森，汹涌澎湃。
野战军军政处处长杨国宇一身泥水，行动极敏捷，像一个快速旋转的泥球，洪亮而富有乐感的川腔随着他的身影流动。
“磨蹭啥子嘛！5连，快到上面去！……你这位同志，这哪里是抢险，分明是搭鸡棚棚嘛！重新加固！
“杨大人。”邓小平没有开玩笑的心境，只是平时喊惯了，脱口而出。
“邓政委！”杨国宇用手抹抹脸上的雨水，焦急地说：“水要是再往上涨，可就……”
“知道了，我再派些部队来！”
“还有麻袋，草包！”
邓小平“嗯”了一声，走下黄河大堤。
刘伯承住的院子里也积满了水，青砖搭起一线“砖桥”。
邓小平走到门口，看到一块立着的大青砖上刻着度数，积水在一点一点往上涨。
屋子里已经漫进了水，尽是稀稀的泥浆。邓小平走进去，没有见人，正欲转身出门，看到桌子上刘伯承的墨迹——“忧心如焚”。
邓小平站下，沉默地面对这四个字。
为大将者，焉有不察天候、地理，而度情势者。这不安静的黄河，这日益增加的围兵，严重威胁着十几万大军；一旦洪水与围敌双重而至，整个战略转折将有可能失败，造成千古遗恨……。马上走！马上走？伤员没有转运，炮弹、物资没有补充，没有经费，没有冬装，没有休整，没有……什么也没有，而面对的又将是没有后方的作战。
忧心如焚！
这种心情勾起了邓小平的记忆。
那是1945年8月，邓小平和刘伯承也经历了这种“忧心如焚”的时刻。
日本人刚投降，蒋介石在重兵进犯上党的同时，三次电邀毛泽东，图谋在军事压力下迫使中共订城下之盟。
毛泽东寄希望于刘邓指挥的上党战役。
8月28日毛泽东飞重庆。8月24日刘邓还在延安。
如果从延安沿秘密交通线回到晋冀鲁豫前线，行程需要一个月。
上党战役越是打得好，重庆谈判桌上的筹码就越有分量，毛泽东的重庆之行就越安全。可是，一步怎能迈过千山万水？
忧心如焚！天气也是这么热，这么燥。
在太行前线的李达也十分焦急，连电催促刘邓速回太行山组织指挥大兵团作战。
令人无法置信：最终使刘邓迅速回到太行前线的却是一架美国飞机。抗战刚结束，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还没有撤走，飞机就是他们的。与刘邓同机离开延安转赴各根据地的还有林彪、陈毅、薄一波、陈赓、肖劲光、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邓克明、王近山、膝代远、江华、张际春、黄华、陈斐琴等。
当然，这些美国人不知道乘坐他们飞机的是些什么人，他们还以为一群“土八路”想开开洋荤呢。
五个小时后，刘邓的全班指挥人马到达太行前线。上党大胜。蒋介石签订《双十协定》。刘邓创作了“解放战争序曲”这一杰作。
在时间和空间上所赢得的东西，对于军事行动是多么重要啊！
眼下，再不会有美国的飞机把部队运往大别山了。
邓小平拂袖，出门钻人雨中。
野战军司令部设在一座地主的院落里，房屋高而宽大。李达面前七部电话机，拿起这个，响起那个。
李达从抗日战争开始就一直襄助刘邓，不离左右。刘伯承历来主张司令部要精干，他的“袖珍司令部”是出了名的，四位主管干部没配一个秘书。大大小小的战役从战前计划到战斗组织实施、战后总结部署，都由李达亲自动手、动腿、动嘴。在野战军司令部各级干部中，李达是休息最少的一个。他谦诚执著，多年来又耳儒目染刘伯承“心细如发”、“周全慎密”的作风，所以事必躬亲，部队每到一处就带着军政处处长杨国宇检查群众纪律，甚至连部队的临时厕所挖的地方对不对、掩埋得好不好都要过问。
过黄河以来，部队在战斗间隙还休整过一两天，李达却像上了套一般连轴转；拿下羊山，部队休整了，他反倒更忙。往后方转送的，从后方调运的，车、马、人、物、吃、喝、拉、撒、住，哪一样想不周全都会出问题。最费精力的是南下大别山的战略展开构想。作为野战军的参谋长不能“上了轿才缠脚”，他需要在兵马未动之前，给统帅部提供一份完备的战略蓝图。
李达被超负重荷压得头发一把一把掉，眼圈烂了般的殷红。他没有烟酒嗜好，实在难以支持了，就嚼一口大葱，喝一口醋，厚厚的嘴唇吧嗒一阵子，说不出什么道理，那疲惫到了极度、僵硬得失去韧力的神经在辛辣和酸涩的刺激中渐渐又恢复了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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