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战略重要性的看法。1950年5月29日，他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了一封长信，信中认为共产党占领台湾将
会威胁美国在远东的地位。他极力主张，绝不容许发生这种情况。他还说，台湾如在共产党控制下，“就
等于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和潜艇补给船”。1950年6月14日，麦克阿瑟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中也包含有
同样的观点。6月11-24日布莱德雷和国防部长约翰逊访问远东期间，他将这份备忘录交给了他们二人。根
据布莱德雷自传，这份备忘录惹恼了国防部长约翰逊。他全力以赴发起了一场彻底扭转美国政策的运动。
结果，布莱德雷也为总统起草了一份相同意义的备忘录。
其实杜鲁门就台湾问题所作的决定也不足为怪。美国当时的一般公众意见是，既反对美国在朝鲜同共
产党作战，也反对美国对共产党进攻台湾无动于衷——尽管这两个问题事实上并不相干。两者的区别在于
，朝鲜问题代表着一国对另一国的侵略，而台湾则是中国人内部的争端，这一点尤其不错，因为许多美国
人对共产党组成合法的中国政府这一概念也接受不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政府还是应由国民党来组建。
因此，许多美国人无视远东的现实，分不清(“不合法”的)北朝鲜和(“不合法”的)共产党中国在概念上
的千差万别。他们觉得如果美国要反对其中一个，那就应该同时反对另一个。
杜鲁门是一个老练的政客。毫无疑问，他能摸准美国人的心态。不论是他还是任何别的美国主要领导
人，都不愿在公众思想上澄清中国和朝鲜形势之间的基本差别。那样做会冒政治上自寻灭亡的风险。在这
方面，杜鲁门遵循的是很久以前就已立下的那条规矩。阿利克赛斯?德?托克维尔 [ 译者注：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queville 1805-1859)：法国作家、政治家。著有《论美国民主》一书，对美国政治制度和
社会结构有精辟论述和独到见解。 ] 在18世纪30年代对美国的经典性研究中就集中注意到了美国的现实
。他写道：“在美国，被推选为公务领导人者，也许时常会不讲信用，或常犯错误，但他们却不敢与大多
数人故意为敌。”
而托克维尔也看出美国还有一种倾向：不是谨言慎行，而是感情用事，常把成熟的计划弃之一边，而
听任一时之冲动。托克维尔特别指出，只有乔治?华盛顿的坚定立场和崇高声望，才能使美国人在法国大
革命时虽与英国开战，却不与法国结盟。而在1950年夏，杜鲁门既没有华盛顿的坚定信念，也没有华盛顿
的威望，因而使台湾中立便是必然结果。
更为中肯的是，托克维尔还指出了美国的另一倾向——即不论我们要做什么，不论这件事有多么严酷
，多么不公正，或多么前后矛盾，却总要设法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杜鲁门关于台湾的声明可能是由艾奇
逊代为捉刀，堪称这种类型的大手笔。声明开宗明义，在第一段中就偷天换日，把一国的“侵略”行为转
换为抽象而又全面的共产党进攻。言外之意，就是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在共同致力于“武装入侵和战争”。
但声明中却不具体点名哪个国家，因为美国不愿意与俄国直接对抗。接着声明便用“它”这个既抽象，却
又无所不包的先行词作主语，借以泛指共产主义。声明说“它”蔑视安理会谋求和平与安全的指令。这两
句给所有共产党定性的话就为打击红色中国确立了合法的理论基础。同时还把臆想中的真正罪犯——苏联
——干净利落地放了过去，因为觉得直接向它挑战太危险。这不仅是由于红色中国相对较弱，而且因为美
国国内要求援助国民党的势力把中国视为明确的对抗目标。这样一来，杜鲁门便为中立台湾制造了合法借
口，同时，也抵消了共和党人和援蒋院外集团的潜在对立。在最后一句中，这份声明又耍弄了另一个合法
的花招。既然在第一段中就已裁定中共蔑视安理会，这就意味着红色中国是无法无天、不负责任的国家。
于是，声明不仅不声不响地把杜鲁门1月5日关于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的那项声明一笔勾销，而且又将
台湾的法律地位抛到了国际舞台，由国际社会来处理。该项声明硬性规定，台湾的地位要等到太平洋地区
恢复安全，与日本签订和约后再定，或由联合国来考虑(而当时红色中国甚至还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国)。
中国共产党人无法像托克维尔那样洞察美国的那种不可思议的想法，因此，也不理解美国有何必要来
为伤害他国人民制造合法口实。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中国的领袖们一定会感到，他们所面对的国家是一
个既无信用，又不可靠的国家。这难道还有什么奇怪吗？本来红色中国就没有派出过一兵一卒，中国共产
党政府也没有说过一声威胁的话，然而共产党中国却被扣上了“侵略者”的帽子，而且第7舰队又被安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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