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就将抵制联合国。
这是一次难以置信的极端行动，因为已经有26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15个是联合国成员
国)，如果苏联再耐心随和一点，这个问题也许很快就会解决。尽管在美国保守派给予蒋介石很多支持，
但是杜鲁门政府还是决心不把这个问题推到摊牌的地步。马立克的行动激怒了其他联合国成员，使他们更
加反对接纳红色中国。
不久，英国驻联合国代表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对苏联引发的这一危机的真正动机提出了质疑。他
怀疑苏联不是要帮助红色中国进入这一世界机构，而是要阻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以便使北京“更
为有效地同西方隔离开来，而处于俄国的控制之下”。按照克里姆林宫拜占庭式的想法，这样的政策是很
合乎情理的，因为苏联不大想跟另外一个具有潜在力量和影响的共产党国家——红色中国分享这一重要的
世界舞台以及其作为共产党世界卓越领袖的地位。
对于警觉的西方人来说，马立克的行动本应该是一种提示，告诉他们存在着打破共产党团结的可能性
，至少有可能着手把红色中国从俄国脱离开来。遗憾的是，西方领导人，尤其是美国领导人，并没有看到
这一点，他们仍然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坚如磐石、不可分割的威胁性力量。直到1951年春天举行的参议
院委员会听证会上，时任国防部长的乔治?C?马歇尔还举证说，中国是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这种看法在
美国广为接受，很少有人注意到埃德加?斯诺这样的人的声音。斯诺是红色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相识，《
西行漫记》的作者。他在1949年4月9日的《星期六晚邮报》上撰文写道：“中国将成为第一个不受莫斯科
支配的共产党掌管的大国。”
大约就在苏联代表走出安理会会场之时，美国在华盛顿发表了两个声明，一个声明很可能使北朝鲜人
下定了侵略的决心，而另一个则减轻了红色中国对美国的担心。两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对两个声明都信
以为真，而且对随后的美国行动作出了大错特错的评价，这使他们对变化不定的美国政治舞台的误解变得
更加可悲了。
第一个声明是由杜鲁门总统于1月5日发表的。杜鲁门说，美国不想在台湾建立基地，也根本“不打算
动用其武装力量干涉(台湾)目前的局势。美国政府不会走一条导致其介入中国内部冲突的道路。美国同样
不会给福摩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出谋划策”。
第二个声明是由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于1月12日向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艾奇逊说美国的“防御半
径”沿阿留申群岛至日本，然后延续到琉球群岛(冲绳岛)和菲律宾群岛，如有必要，这些阵地将由美国以
武力来保卫。朝鲜和台湾都没有被艾奇逊包括在防御半径之内。在他讲话中的其他地方，他谈到了太平洋
的“其他地区”：“必须清楚，谁也不能保证这些地区不会遭到军事袭击……如果发生这样的袭击……最
初必须依靠遭受袭击的人民来抗击袭击，然后要依赖整个文明世界按照联合国宪章所给予的支持。”
这两个声明反映出一种忧虑，即对美国军队在亚洲的陆上战争所承担的义务放心不下，也反映出美国
人对整个中国，尤其是对中国国民党人的幻想已严重破灭。早在1947年，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杜鲁门政府的
默许下就已决定，美国对在朝鲜保留地面部队没有多少战略兴趣，美国可以通过空中打击对付任何共产党
人在那里的侵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则更加复杂，但是到了1950年，美国领导人已经得出结论，即美国的
军事力量不应用在支持蒋介石上。这一决定则是在经过很长一段极为痛苦的深刻反省后作出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美国就付出了非凡而又认真的努力，以避免中国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
发生内战。杜鲁门总统派遣陆军五星上将、战时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到中国去从事一
项实际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用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的话来说，就是在“一个友好政府的领导人和致力于
推翻该政府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间进行调解”。消除双方间二十多年的斗争和不可调和的分歧，这样的
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马歇尔于1947年1月无功而返，对双方均不妥协表示谴责。到了1948年，国民党人
尽管有美国的有力支持，却显然正在输掉那场战争，杜鲁门政府于是便开始逐步从中国摆脱出来。但由于
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敦促给予中国更多的援助，在中国付出更多的努力，而不是减少援助和努力，再加上中
国院外活动集团加紧施加压力，从中国脱身的进程因而就慢了下来。但在1949年8月5日，杜鲁门政府却坚
定地表示要撤离中国，以减少在中国的损失。
这一举动是由迪安?艾奇逊以国务院白皮书的形式作出的。白皮书既遭到了美国右派的严厉谴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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