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美国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相信过去对红色中国的指控，当时中国一开始干预朝鲜战争，就被扣
上了“侵略”的帽子。然而希望什么就相信什么，因为美国领导人被中国人的行为激得怒不可遏，他们需
要有一个“侵略成性的中国”的存在，这样才能证明他们要摧毁中国政权的迫切愿望是正当的——而这个
政权曾彻底挫败过美国。
当朝鲜战争最后停火时，美国最高军政领导人向美国人民传达了一个乐观的信息。他们带给人们的印
象是：美国实际上赢得了胜利，因为它遏制了共产主义的发展势头。在很长时间内，美国人民整体上接受
了这一看法，或者起码认为，这场战争最差也是打了一个平手。不管如何，美国人民对停止流血、战争没
有升级为世界性冲突而感到欣慰。
但是在美国高层领导人的心灵深处和私下商讨中，却有一种深深的受挫感，这种情感因无法向公众透
露而变得特别强烈。他们明白，本来1951年就可取得的和平却延至1953年才最后得到。他们知道两年间所
受到的一切痛苦、牺牲和损失通通都是无谓的；1953年的最终停火线和1951年的几乎没有多大差别；1953
年美国所接受的条件两年前也许就有可能达到。
这且不说，尽管美国公众很少有人了解真实情况，但美国领导人却心中有数，他们曾计划征服北朝鲜
，使之与李承晚的南朝鲜合并，而这一计划却被红色中国挫败了。1950年9月仁川登陆后，美军又入侵北
朝鲜，其唯一原因便在于此。美国领导人知道，遭到失败后进行的战争实质上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战争，但
公众却鲜有人知。
最令人感到沮丧的是，红色中国人用少得可怜的武器和令人发笑的原始补给系统，居然遏制住了拥有
大量现代技术、先进工业和尖端武器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
1951年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莱德雷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说服力的话：同红色中国的冲突，将
会是一场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的战争”——因为美国面临的巨大危险是拥有核武器的苏联。尽
管美国领导人承认这一现实，而且事实上也并不准备直接进攻中国，但他们对北京所抱的仇恨，却远比对
克里姆林宫的要深得多。这一点有两个事例可以说明。首先，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裁，实际上是禁止与红色
中国开展贸易，竭力阻止中国发展成为工业国。这些制裁比对苏联进行的还要苛刻，即众所周知的“中国
差别关税”。华盛顿还迫使其他国家也对中国进行类似制裁。尽管其他国家在60年代后期放松了制裁，但
美国却继续了20年之久。
美国特别敌视中国的第二个例证，是1953年11月5日即朝鲜战争结束尚不足4个月时国家安全委员会所
作的决定。该项决定作为美国一项官方政策，旨在摧毁中国共产党政权，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苏联从来都
未作过这样的决定。
为了替这种极端的对抗立场寻找根据，美国只得坚持说红色中国人侵略成性，无可救药。美国领导人
在心目中为这种侵略臆造了三个证据，即：中国在朝鲜进行干预；北京有意攫取台湾；中国人支持自1946
年以来一直进行的越盟反法叛乱。
然而这三个证据中没有一个能证明中国的侵略。进入朝鲜的行动从严格意义上说是防卫性的，其目的
是为了保留一块历史盾牌，保护北京周围的中心地带。对北京来说，决心拿下台湾乃是内政问题，因为就
连蒋介石也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北京对越盟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防范措施，因为中国担心美
国会干涉越南，消灭共产党，在中国的南疆建立一个由美国扶植的国家。这与美国支持印度支那的反动势
力相比，北京对共产党的支持是不过分的，而且完全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
然而美国领导人却拒不正视中国人的和平意愿，尤其是误解了中国在东南亚所起的作用。艾森豪威尔
政府的基本观念是，如果共产党在印度支那争得一席之地，他们就会继续对这一地区的其他自由民族进行
侵略。
1954年春天，法国一个军在越南西北部奠边府被包围，全军陷于覆灭的边缘。此时东南亚问题已到了
危急关头。法国为了从越南抽身，同时又要保留一点“面子”，便策划了一次日内瓦会议，来讨论越南和
朝鲜问题。有关朝鲜问题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在越南问题上会议提供了显著的证据，证明苏联和
中国在这一地区并无侵略意图。而美国由于抱有敌对情绪，却没有看到这一点。
1954年9月8日，国务卿杜勒斯诱劝东南亚条约组织中的7个国家支持美国。虽然当时标榜说该组织与
大西洋公约组织类似，但它却要脆弱得多，因为并没有条文规定在受到攻击时要成立联合军事司令部。由
此可以看出，各缔约国并不相信面临着什么危险。只有美国的几个主要盟国支持美国，即英国、法国、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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