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坚决反对继续和平谈判，认为王以哲、何柱国主张继续和谈是想投靠南京政府，他们是“叛徒”，应该除掉他们。二月一日的晚上，西安街上出现了应、孙等张贴的“除奸”标语。当日深夜，应德田、孙铭九等拟定了捕杀王、何的计划……
当时王以哲卧病在家，于文俊率队闯进王家，在卧室将王杀害。何柱国和于学忠、董英斌等因事先避入新城杨虎城公馆，经杨保护，得免于难。
当天下午，东北军代参谋处长邓玉琢拟就东北军、十七路军全线即日出击的合同作战命令稿送杨虎城、于学忠签发，一面用电话联系前方将领预作准备，但前方将领均不接电话。
二月三日晨，东北军前线部队自动撤出渭南前线，渡过渭河开到高陵，刘多荃师且有一部掉转枪口，开回临潼，向西安方面警戒，声言为王以哲复仇。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闻讯，不知所措，惊恐万状。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尽可能减少损失，以利于团结抗日，周恩来一面对应、孙、苗的错误行为进行严厉的批评，一面与杨虎城，于学忠等商量，冒着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派刘鼎把他们三个人送往三原红军驻地。杨虎城也在周恩来支持下，用军事力量迫使东北军卫队团撤离西安。这样，才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互相残杀。
应德田、孙铭九等出走后，东北军部分老派将领刘多荃等将于文俊杀害，祭奠王以哲。事变后提升为一○五师第一旅旅长的青年将领高福源，对于西安“三位一体”的局面的形成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根本没有参与二·二事件，也被刘多荃下令杀害。
红军代表团闻知王以哲被害，当即派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去渭南，向前方将领说明中共对事件的态度，表示中共反对杀害王以哲这种错误行为。周恩来在王以哲家灵堂还未设好时就亲自率领代表团成员前往吊唁，使王以哲的家属和东北军老一辈将领深受感动。二月四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电唁王以哲家属，对王以哲在西安事变中“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表示悼惜。红军代表团和中共中央的态度对于稳定人心、扭转危局起了很大的作用。
应德田、孙铭九等少数少壮派的鲁莽行为，造成了东北军内部的分裂，削弱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实力和地位，其后果是严重的。
二月三日，由于扼守东线的东北军刘多荃师自动撤退，敞开了西安的大门，中央军得以顺利进驻渭南。刘多荃并与缪澂流在高陵召开东北军军事会议，宣布接受乙案，全军东开。红军代表团曾努力劝说东北军方面接受甲案，仍留在西北与红军靠拢，以便将来共同东出抗日，东北军高级将领都不同意。
二月四日，潼头谈判恢复，不久双方即按照乙案达成协议。
二月五日，杨虎城、于学忠和西军将领发表和平宣言……表示“但求抗敌救国之策得以早日实现，对内固不惜最大之隐忍，对外更不计一切之牺牲”，决心“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竭其全力，为国效死”。宣言还提出了关于恢复张学良公权、移防位置酌予变更、张学良返陕训话一次再行移防以及维持爱国民众团体、安置流亡人员等要求。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张学良曾于二月中旬写信给东北军将领，勉励他们“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他还托前去看望他的何柱国转告东北军将领保持与共产党的关系，他说：“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位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⑩
张学良魂系长安，始终念念不忘他的十七万东北军将士，仍然深切关怀着部下的前途和命运。铁窗可以禁闭他的身体，但锁不住他那颗火热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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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邱秀虎：《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见《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出版。
③ 高存信：《白山黑水忆将军》，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出版
④⑤ 马文彦：《记西安事变期间杨将军让我办的几件事》，载《回忆杨虎城将军》，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出版。
⑥ 见《文摘报》５０４期。
⑦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出版。
⑧⑩ 《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⑨ 李志刚：《奉命奔走和谈的经过》，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张学良传--被春天遗忘的地方
被春天遗忘的地方
１９３７年元旦刚过，浙江奉化溪口雪窦山中国旅行社经理钱君藏接到官方通知，说有人要来此住宿，命他停止对外营业。但何人来此，何时到达，却秘而不宣，直到贵客临门，他才知道，来者不是别人，原来是赫赫有名的少帅张学良！
大家都知道，溪口是蒋介石的家乡，那里群峰叠翠，风景优美。但当局将张学良迁来，纯为此乃僻静之地，便于监管，而决不是让他来欣赏风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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