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那时，指望郭松龄用劝说的办法去说服张作霖、杨宇霆，使他们悬崖勒马，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不仅毫无罢兵之意，反倒对郭松龄产生了怀疑。正巧，这时军内有个赴日本观秋操的差使，张作霖便顺水推舟地把郭松龄打发走了。表面上讲这是个体面事，让郭到国外游逛游逛，实际是嫌他碍事，巴不得把这个粪堆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的角色赶开。而郭松龄呢，说实在话，也乐得趁机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甚至一去而不归，所以他是虽有几分惆怅，但仍然还是求之不得地匆匆启程了。
他是由奉天往大连去日本的，临别时，韩淑秀约他到天津相见，郭松龄与她心照不宣。
看来，机灵的韩淑秀是颇有些先见之明的，郭松龄早有异志，一个时期以来，欲有所为之心日益明显，这一点她不仅非常了解，也是极力支持的。后来郭松龄在完成了他的赴日使命后，果然既未回奉天，也未到前线，而是独自搭船回到了天津，并称病住进了天津的意大利医院。他的反常行动，自然瞒不住耳目众多的张作霖的眼睛，在他“病情”未见好转时，张便急电召他回奉。郭见事情暴露，决定提前行动，并对张学良有所暗示，略谓：“上将军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已无可挽救”；提出“父让子继”，以改革东三省局面。张学良听后，“不禁骇然”，但未动声色，潜行搭乘北宁路火车东返……“郭氏这种反父不反子的作法，虽然由于他二人交情可靠，实际上也因张学良痛恶内战，反对其父的穷兵黩武在平素有所流露所致。当然郭氏这样做，也比较合乎舆情，可以减轻内部反抗。但郭氏立逼他“大义灭亲”，实为当时年仅二十五岁的张学良所难能接受。”⑩
张学良在天津与郭松龄匆匆见了一面，当晚即乘车回归，虽然他劝郭慎勿乱动，但毕竟看出一些军队不稳的蛛丝马迹，所以，“车到关外前所车站时，他命令驻山海关附近十九团团长张延枢迅速布防。车到连山车站时，情况已出现混乱，张叫专车直开葫芦岛，登上‘镇海’军舰，在军舰上已经看到一列一列兵车经过秦皇岛铁桥往东开。郭松龄反奉的通电，军舰上亦已收到。军舰一个炮长向张说：‘军舰上的主炮可以有效地射击铁桥上向东开的兵车，请示是否可以开炮？’张摇摇手说：‘都是我的部下。’”⑾
奉天告急，一片混乱。闻变大惊的张作霖，一面紧急布署，严加防范，一面让张学良“内抚郭氏”，力劝罢兵。张学良即乘炮舰赶至秦皇岛，欲与郭见面，为郭婉拒，但事后郭却接连给他写了两封情词恳切的长信。在这之前还发有反奉通电，此电为饶汉祥主笔，有人说它“四六骈体，辞情并茂，颇有骆宾王讨武则天檄文的风味”，实际，文辞固然华丽，但却“拮屈聱牙，晦涩难懂，并把郭松龄原拟电文痛诋张作霖处，‘概行删去’，有背郭松龄反奉原意。因此，郭松龄又另发‘主和’与‘讨伐杨宇霆’两短电。”⑿
在此前后，郭松龄还发过对日本公使和关东军司令官的声明与抗议电，以及为数不多的诗文。这些信与诗把他反对内战、倡导和平、为国家之元气、为东三省的兴旺发达而矢志奋斗的决心，表露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
诗，是写九门口之战得胜返奉后，郭松龄应张作霖的邀请，于八月中秋之夜到帅府赏月，因为话不投机，他多喝了几杯，有些微醉了，回到家里，妻子用醋和咸姜片为他解酒，他当即挥笔所作的。诗云：
半壶老醋，
两片咸姜，
粗茶淡饭布衣裳，
腹内尚存一副心肝，
体上还余几载时光。
春红，
夏绿，
秋黄，
冬霜，
兵戈裹身，
马涉疆场。
志未酬，
愿难偿，
听到的是：将士呻吟悲声哀，
闻到的是：烽火硝烟掳戎装。
看到的是：家乡父老饥断肠，
得来的是：为他人做嫁娘妆。⒀
“郭松龄致张学良军长的信”是在班师回奉的途中，张作霖用飞机往下撒传单以召唤旧部弃郭来归时，郭松龄的妻子韩淑秀在阵地上声泪俱下、当众宣读的：
汉卿军长钧鉴：
…………
松龄自受知遇七、八年矣。公待龄以恩遇，龄报公以忠诚。患难之交，讵忍相违。惟龄主张班师，实出于不得已，而公所责于龄者，似犹未能谅解。谨本来书之意，分公私两项言之：
先言公意：武力统一，拂逆世界潮流违反国民心愿，为万不可能之事。项城（袁世凯）、合肥（段祺瑞），及曹（锟）吴（佩孚）之失败，可为殷鉴。我公父子，犹思征服各省，入掌中枢，纵令耗尽东省人民膏血，掷尽士卒生命，亦决难达到目的。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一也。
……奉天钱法日见毛荒、奉票低落至二折有零，东省胡匪遍地，人民不能安居。不思治邦，而犹复争城争地，攘为己有，胜则毒逋全国，败者祸留桑梓。责之良心，能无作悔？
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二也。
……本省产业，邻国肆意经营……大好国土让与外人，而专向疮痍瘦敝之内地，扰攘争夺，用意安在？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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