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诸贼掠妇女，甚众。公克城后，手谕将弁士卒，无得侵犯。出示各家属领归，其无来领者，乃于各将弁中无家室者，分别给配，时称盛德焉。公既克苏、常，而江宁犹未下，廷议命公会师往攻。公念城垂破，何必分人之功，遂迟回不前。而曾忠襄功果告成。此异于魏之邓艾、钟会，晋之王浑、王浚，隋之韩擒虎、贺若弼矣。公之受命剿捻匪也，由徐沟乔勤恪公松年有密疏，略云：“曾国藩久治军旅，气体较逊于前，驰逐鞍马难膺其劳。苏抚李鸿章才识足为国藩之亚，而年力正强，能耐劳剧。如以代办山东军务，必能迅奏荡平。”朝议韪之。于是诏曾公回江督任，其后捻匪果平于公手。乔上此疏，方为安徽巡抚，时在同治三年。
公克复常州时，锐气方新。常著便服巡视营栅，过贼垒谈笑若无睹。英将戈登深服其胆略，而卒未受一矢之伤。戎马二十年，转于垂老，马关议约时为刺客所乘，致伤颊。公尝谓人曰：“吾不伤于战，而伤于和，世犹有谓吾好和者，何也？”公爱吾邑程忠烈公学启，回异诸将。忠烈攻嘉兴受伤甚重，静养于营中。文忠戒勿鸣锣放炮，惧惊之也。及忠烈卒，文忠挽以联云：“坚城垂拔，壮士先摧，当时若失左右手；百战论功，片言制敌，如公可谓文武才。”公有雅量，尝勘黄河州县，供张或缓。饥甚，命买鸡子数枚食之，戒从者勿声。生平与左文襄意气不甚洽。及文襄薨，其子往谒之，相待极厚，且荐之于朝。尝有御史数人先后劾之，后改官于外，辄为之揄扬于本管。大吏或曰：“公殆以德报怨乎？”公笑曰：“彼少年欲立名，既为言官，必择一二有权力者见诸弹章，其能舍我乎？此势所必尔，何可挫其锐气。”自光绪二十年北洋海陆军败于日本，谗公于孝钦显皇后者众。孝钦叹曰：“微论李鸿章前功足录。设一旦国家有缓急，毕竟此人尚可倚仗。”既而命往俄罗斯贺其君加冕。公舆榇以行，因历聘德、比、和、法、英、美诸国归。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旋因事退出，总督两广。拳匪之乱，京朝官稍通知洋务者，皆为端郡王载漪所杀。而公以远出，竟得无恙。义和团之变，诸国联军入都，两宫西幸。诏公议和，有“旋乾转坤惟大学士是赖”之语。公电请派亲王与偕，于是命庆亲王奕往。诸国惟重公，视庆邸蔑如。每会议公闻王至，必降阶以迎，甚恭谨，由是外人亦加礼貌焉。此不特存国体，亦所以泯猜嫌也。及和议定，而公疾笃。临终无他语，但曰：“未知两宫肯回銮否？”遗疏略言，今日中国譬如人有重病，必静养元气，始可渐复。倘更跳踉大叫，其毙也速矣。盖忠爱之忱始终不渝如此。侯官严几道复挽以联云：“使当日尽用公言，成功必不止此；若晚节无以自见，士论又当如何。”时颇传诵。公生于正月四日，七十岁时，常熟翁文恭公（同騄）寿以联云：“壮猷为国重；元气得春先。”以是年立春在五日也。
《旧闻随笔》卷3
其二
李文忠公鸿章，自平乱后，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余辑光宣列传以公名在中兴，当列咸同传内。论者或责其漏，非也。公初佐皖抚福济复庐州，累功用道员。旋入曾文正幕，每论天下若无难事。偶试以艰巨，初不经意，而卒底于成。文正谓少荃整暇，定能负重，遂奏保可大用。任以苏事，竟立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其任事，持大体不为小廉曲谨。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尝以文正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受国大任，死而后已。马关定约还，论者未已，或劝之归，公则言于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其忠勤皆类此。先父参其弟鹤章军，公尝赠诗称为非常人。督粤过沪，先父遣余诣谒，谋赴欧攻矿学。余少好谈时务，一见言论不绝口。公执余手而笑曰：“如此奇才，奈何学矿？尊公早归隐，殆亦欲其子隐于工耶。此必不可。”再嘱归习科举，由正途求报国。而与吾父函，谓将举特科，先父亦未许也。及庚子入议和，先父长函有所建议，公复书竟不及时事。惟殷殷询余志业，意弥厚也。未几薨于京。清史本传用王晋卿稿，实余复辑，仓卒付印，未及多增饰，至今以为憾云。又公丁未会试，入场病作，适与杨君延俊同号舍，代为完卷，竟同中式，为至交。杨官至肥城知县，祀名宦，即味云之祖父也。
《旧闻随笔》卷3
第四册李鸿章(1823—1901)（2）
李鸿章用人之一事
李文忠公高掌远?:，才气横溢，中兴名将，三朝元老，然功满天下，谤亦随之。当甲午之役，冒天下之不韪，余时译署任差，日译公北洋所发电稿。折冲规划，煞费苦心，和议告成。公奉使出洋，联络欧西各邦，丙申回国，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余始谒公于署中，极荷赏识。大臣留心人才，识量诚不可及，然余赋性，公谒外无私觌也。戊戌六月，直督荣文忠公奏调，余往北洋差遣。余以公为译署长官，北洋又其久经驻节地，爰往辞公，并询直省地方情形。公一见即谓余曰：“荣相爱才若渴，君又在部宣勤，为渠器重，奏调固意中事。但我意可以勿庸，直隶我曾任二十年，地方辽阔，君在部任差，不谙民事，贸然前往，恐未见长。若以邦交而论，北洋交涉虽多，岂能多于总署，不如仍在署中效力，藉资熟手。”余唯唯。公又云：“君恐辜荣相盛情，不便辞乎？果尔，吾当为君函辞之。”余三复公言，明决可佩，如贸然而往，于地方民事，不能胜任。而交涉事，诚不如译署之重要，但若由公代为函辞，亦嫌架兀。天津距京咫尺，不如自往婉言辞谢。因将此意告公，公亦谓然。翼日，莅津谒荣文忠公，聆余转述公之言，即告余曰：“合肥真爽直人，意良可感，不可负之。但奏调已奉旨允准，若不前来，势须译署奏留，君速回京谒合肥，并述我意，请合肥具折奏留可也。”即日回京谒公。公曰：“即刻奏留，惟此事之原委，我尚不周知，署中僚友，亦恐不悉底蕴，不如君自拟一稿送来，较为简捷。”余遵拟稿，送去。公即入署，饬承办司缮折呈阅邸枢各堂。翼日具奏，奉旨俞允，余仍为京曹矣。事后，本部尚书刚相谓余曰：“君留部，余亦得所臂助。余早拟留君，惧于荣相之怒，合肥竟能任此，诚为吾所不及。然合肥亦因人而施也。此意君不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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