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田宏毅重返外务省，这时他宣布他本人1935年炮制的“广田三原则”已不适用。
很明显，日本在等待一个“意外事件”，或者说正准备制造一个。
不管是不是日本人有意策划，7月7日，这天是星期二，出现了一个偶然事件。那天夜里，日本军队以宛平城为假想目标进行军事演习。宛平是位于卢沟桥附近的一座高墙环绕的小城，在北平东南15英里处。日军声称他们的一名士兵失踪，想把他找回来。中国守军的指挥官回答说，他对此事一无所知。
按照中国的说法，日本人随后开火了；按照日本人的说法，是中国人先开火的，但这无关紧要。日本军人现在已经找到了“意外事件”，他们将全面加以利用。六天内，两万名日军被部署在北平地区。
对于蒋介石来说，一切很清楚，第二次中日战争开始了。
7月17日，在庐山的一次会议上，委员长指出，和平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他说：“我们寻求和平，但我们不能不惜上切代价换取和平。我们不想进行战争，但我们可以被迫自卫。”
蒋介石把和平条件交给日本政府，带有反击的性质。
日本应该承认对华北的战争负责，由官方出面道歉，并赔偿损失。
7月18日，蒋介石在庐山宣布，中国以四项原则作为和平的最低条件：
（1）任何解决办法不得侵害中国主权及领土之完整；（2）冀察地区的行政组织现状不容非法改变；（3）中央所派官员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在北平地区）。
作为回答，日军对中国设防城市屡屡发动进攻。7月29日，当中国“保卫和平部队”在天津进行反击时，日本用飞机进行狂轰滥炸。接着，他们攻进并占领这座城市及北平，宣布他们进城是为了“保护”人民。
既然战争已经爆发，蒋介石就要行使国家的领导权。在向全国所做的一份报告中，他宣布，他的政府将领导全国“苦战到底”。
在北方，共产党也一直表示抵抗日本的进攻。共产党的路线经过反复探讨，并在1937年8月洛川的一次重要会议上确定下来。那时，毛泽东还没有全面控制党。参加会议的代表在对日本的最后一战上取得一致意见。
在“洛川声明”中，共产党号召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把战争进行到底；动员并武装全国人民；建立游击队；铲除汉奸；主张所有政治党派活动自由；建立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全国议会以及铲除腐败，向地方征收赋税，反对投机倒把，简化税收制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声明”表示，共产党将和国民党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8月21日，苏联和南京政府的代表在南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9月23日，一份国民党的声明标志着国共之间新的联盟正式形成。
这份重要的文件是双方各自对意识形态分歧进行一系列更动的结果，双方作这些让步是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7月15日，共产党曾把一份宣言交给国民党。但国民党没有立即发表。19日，根据冯玉祥的说法，蒋介石、周恩来以及一些高级官员在庐山会谈，据说委员长承认了共产党在某些抗日前线地区建立的政权。以后，一直到8月15日“洛川声明”发表，双方都保持沉默。到了9月22日，国民党突然发表了7月15日共产党的宣言，继而在第二天的声明中又肯定了这个宣言。至少在文件中，共产党是愿意做出以前他们曾经拒绝做出的让步的。宣言列举了三个目标并承认四项义务。
三个目标是：
1、发动抗日战争，收复失地，为独立、自由和全国解放而斗争。
2、建立一个民主政体。
3、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共产党愿意承担的四项义务是：
1、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2、停止用暴力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停止没收地主土地。
3、改组红军占领区的政府，使之成为抗日前线地区的民主政府。
4、红军更名为国民革命军，并接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领导。
国民党政府注意到这些承诺。它宣布：“国家的意志高于一切。”
蒋介石和毛泽东长期以来都在为他们和他们的国家所面临的局势冥思苦想。
两个人都有各自的计划和战略，但是毛泽东看得比蒋介石远。
蒋介石的战略是一个为中国、为他的政府、为他本人求生存的战略。而毛泽东则想到要在对日战争中求发展，以便战争结束时能成为胜利者，他的战略是一个取得最后的政治胜利的战略。在这一点上，蒋、毛二人有所不同。
蒋介石对1812年沙皇俄国胜利地粉碎拿破伦入侵一事印象颇深，他制定了一个被称为“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当敌人进攻时，中央军就向后撤退，实行焦土政策，把既没有食物也无栖身之处的地方丢给侵略者，不求迅速决战。这样日本将深深地陷入中国广阔的内地，到一定时期日军的战线就会过度延伸，它的交通线将达到并超过其后勤补给的最大限度。
蒋认为，当全面侵华的日军被无休止的战争弄得筋疲力竭、精神崩溃的时候，决战的时刻就到了。
从侵略者和反侵略者的力量对比来看，蒋介石的战略是有意义的——但在军事上、心理上和政治上，他的战略却注定了他在抗战结束以后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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