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年间的大学士朱国祯是当时过来人，对此事有比较允当的看法。他说：“看来张欲杀高是无疑的。但张似不应如此愚蠢，或是当中有小人加以利用，也未可知。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出于冯保的主意，这应是准确的。”（《涌幢小品》）
王大臣一案，轰动中外，连朝鲜使臣也有耳闻，记录下了王大臣一案在京城的民间说法，即构陷者是谁，“道路之言，皆指太监事。”（《荷谷先生朝天记》）
此案内中一些详情，恐怕永远不可为人所知了。各种著作中，也有一些不尽一致之处。譬如，曾有人说辛儒秘密给王大臣送去蟒袍与刀剑，剑柄上镶有猫眼石，诱惑王大臣以此为赃证，用以加重此案的份量。
还有的书上说，朱希孝在东厂会审时，曾令王大臣辨认混杂在人群中的高拱家奴，王大臣茫然无所知，以此确知他的所谓口供均系捏造。
此案对高拱来说，可算是因祸得福。因这次诬陷失败，张居正与冯保后来一直未再向高拱下手，以回避清议。因此高拱得以享受一个平安晚年，在故乡整理和写作了大量著作，给后世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献。
从对此事的处理上，我们还可见出张居正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一个特点，就是易于感情用事，反应较为冲动。这与他平时的沉稳极不相称，几乎判若两人。这个特点，在以后还会数次出现。
此外还有，张居正历来有收买人心的一套手段，既做了事情，又不肯承认，反而标榜自己是解铃人。这在此前此后，都有一些表现。不过这种“买好”往往功效不大，掩耳盗铃而已。
最后还要说的是，他在狙击政敌时，又往往在紧要时刻良心发现，或不愿意把事做绝，不肯出手致命一击，有时反而能为对手略做解脱。
官场功利与人性底限的冲突，在他身上交缠虬结，不可以非黑即白来概括。
近年一些评述张居正的小册子，为描红其“改革家”的形象，竟然将他排斥异己甚至诬陷政敌的行为，一古脑赞誉为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
改革家，就一定是德行无亏的么？
改革家就没有私欲了么？
改革家就没有万劫不复的败笔么？
改革家就没有穷凶极恶的面目么？
只能笑当今之开明之世，当年“评法批儒”的套路还未有穷期！
还有的著作将王大臣案的戛然而止，说成是张居正胸怀远大、高度明智所致，亦是赞美不止。
事实如何？怕是张居正心里最清楚。
他大概唯有庆幸：当一天阴霾消于无形时，只祭了一个王大臣，其他各方并无惨烈的损伤。万历初年刚稳定下来的政局，未遭到伤筋动骨的毁坏。
张居正侥幸摆脱了一次最大的危机，那么，他现在可以向前走了。
十一、看他如何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大国之治怎能不以吏治为先】
这一瞬间如此辉煌！
当张居正终于位极台鼎、独步政坛的这一刻，不知他是否在夕阳中登上东华门。如果曾有这样的闲暇，他能看到的，该是京城九门浩茫如海的烟蔼……
从这里伸展开去，是何其辽阔的疆土！
北至库页岛，西至乌斯藏（西藏），河山雄浑，哪里不是西风残照，何处没有汉家陵阙？
这样一个老迈的帝国，它将如何重生，如何奋起？将怎样在万丈尘埃中洗涤一新？
张居正从一个书生走到了这个制高点，“以藐然之躯，横当天下之变”，他是从哪里来的这无比勇气？
“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不错，当年他一个青衫学子也曾经这样做过。可是，国之兴亡，真的只是寄于匹夫的肩头吗？难道，高位者反倒可以“忘忧国”了吗？
肉食者鄙，鄙在哪里？大概就在于此！
海内多颓靡之政，纲纪已土崩瓦解，各路当道者却还在自己掘自己的墓。不问民生，只问钱途。国家的事情，哪还有半点神圣感？
独有张居正攘臂而起，他不屈从于浊流，就是要在高位上发出迅雷疾风，捣破这醉生梦死的局！
张居正受过申不害、韩非法家思想的浸染，他相信只要“扫除廓清，大破常格”，天下之弊不是不可除，沉陷人心不是不可救。
关键是，从哪里开始救起？
他说：“事有机，政有要”，这个机要就是“安民生”。
大明帝国确实有很多事情不可思议：皇家富有四海，四海却民不聊生。想那上古时候刀耕火种，先民们尚能温饱，且有余兴手舞足蹈。而今百姓疲于奔命，却苦于谋一粥一饭，往往难于上青天。
这原因又在哪里？
有残民枉法的官，就有嗷嗷待哺的民；有视百姓为草芥的为上者，就有视官吏为仇寇的布衣。
张居正早看出，“患不在盗贼，而患吏治之不清”，“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
民的问题，还在于官有了问题。
当时的官员腐败、颓靡到了什么程度？
请看张居正对他们的描述——虚文浮夸相沿成习，剥下奉上以求政绩，奔走趋承以图升职，强制摊派以谋达标，敷衍草率以推罪责。
真是活画出一群人的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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