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部官员也是如此，如有贤能称职者，就地加官，不必纷纷更换部门，免得客观上鼓励奔走谋肥缺的欲望。
当然，占着茅坑不干事也不行。张居正还规定，知府知县“有才不宜于官、官不宜于地者”，省长可以自行调换。
这久任之法一实行，官员想坐火箭也难了，必须得在任上干出点实事，否则影响升迁。
——驴子是怎样跑起来的？很简单，就是用鞭子赶的。
张居正在考成法之外，对吏治采取的第二个办法，是整顿考核制度。
大明帝国的官员考核，在制度上可以说是很严谨的，但好制度就怕歪嘴和尚。本来，“考满”制度相当科学，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只要有成绩，就升两级，跨了一大步。另外还有“京察”，每六年对全体京官考察一次；“外察”，每三年对外官考察一次。“考满”制度是看你政绩，京察外察是挑你毛病，侧重点不一样。
这一套制度，遇到了歪嘴会如何呢？就是走过场，考语不实，赏罚不公，甚至到期不考的也有。
张居正了解这里边的症结，他说“吏之难，非治民之难也，（而是）事人之难也。非得下之难也，悦上之难也。”看来，官儿也不好做啊——不是治理老百姓难，而是伺候人难；不是物色能干的下属难，而是取悦上级难。
张居正，太了解官员的痛苦了！
乌纱革履夜夜饭局，那是表面光；迎来送往、笑到脸僵，才是全无脊骨反类犬，不如平头老百姓有尊严！
可是，“为人上者又以爱憎喜怒”来评定名次——“说你是，不是也是；说你不是，是也不是”。你有甚办法？谁叫他官大呢！
把大官伺候好了，不管你干得好坏，他都给你下个“称职”的评语，你就算没白朝他笑。
本来明初时规定，官员考语由各衙正官来写，“察其行能，验其勤惰，从公考核明白，开写称职、平常、不称职词语”（《明会典》），但是各衙正官一般谁肯得罪人？你好我好大家好，到后来通通写上“称职”。大明称职的官员，你要是只看考核记录，那是成麻袋的装，但没几件事情是干明白了的。对此，张居正严令，考语必须分出等级，“大家好”就是大家都不怎么样。他还提出了好官坏官的区分标准：“惟以安静宜民者为最。其沿袭旧套，虚心矫饰者，虽浮誉甚隆，亦列下考。”
安民为上，其余免谈。玩花架子工程的，无一例外，都是劣等官员。
张居正要求，考察官员“但当察其事之实否，不必问其曾得罪于何人也”；考核必须依据事实，勿杂以爱憎；“不许偏执成说及出身资格，任意低昂，致枉公论”。得罪了什么大官，不能影响提拔；一般的舆论评价，不能作为依据；出身资格更不能作为标准。由内阁及六科监督部、院，部、院监督各省长官，考察一旦失实，就是“不称职”。你不好好考察别人，我就要考察你。这样一来，哪一层都不敢马虎。
官员分出好坏后，对好的要奖励。根据张居正的建议，从万历二年起，皇帝亲自接见列入“廉能”一类的官员，赐宴并奖励。皇恩浩荡啊，小小官员何尝想过能目睹天颜？因此这是对廉能官员的最大激励。而对“贪酷异常者”，则要移送法司问罪。
即使是勋贵犯法，张居正也敢于来硬的。开国功臣、朱老皇帝的义子沐英的后裔，世袭黔国公，世代镇守云南。当时的黔国公沐朝弼屡次违犯国法，按律应当法办。但一般人顾忌他在云南根深蒂固，怕引起变乱，主张姑息。张居正力排众议，他认为此事用一使者就可以办，沐朝弼必不敢反。于是派一使者前去云南宣读诏书，宣布由沐朝弼的儿子继承爵位，然后逮捕了这位老爵爷。沐朝弼果然乖乖就擒。
向一个庞大的惰性群体开战，从张居正这一面来说，是一场十足的“一个人的战争”。自从高拱被驱逐后，从隆庆六年到万历三年八月，与张居正同在内阁的，只有一个吕调阳。后来陆续增加了张四维、申时行、马自强。但“江陵柄政”时期，只有他一个人有实权；内阁和全体上下官员只是在执行他一个人的意图。
两宫太后与皇帝将“中外大权悉以委之”，这就是一把所向披靡的利剑。这场不对等的战争，也因此以张居正的大胜而告结束。
帝国这辆破车，终于让他给修理出个样子来了。
所有的问题，一旦说破，竟然简单到难以置信。
所有的问题，原来，都是人的问题。即便恢复到老祖宗的体制，只要人的工作有效率，国家也一样有朝气。
张居正说过：“法之不行，人之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
他多年潜心钻研典章制度，知道帝国的软肋在哪里——办公效率。他的考成法，就是把考核与办公效率结合到了一起。交给了你几件工作？办完了几件？没办完的是什么原因？三个问号解决好，就万事大吉。
反观之，所有复杂的事情，都多少有些可疑。法律法规千万条，有几句话是真正能操作的？几句话是真正能起作用的？各种“主义”前仆后继，哪个主义能在低效率下创造“高产田”？更不要说吹牛、粉饰、搭花架子哄上级玩的勾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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