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承嗣有所察觉，便也跑去告李昭德。但女皇已有了主见，只说：“我自任用昭德，高枕无忧，此人是代我劳苦，非汝所及也！”（《旧唐书*李昭德传》）
古来以疏间亲的，少有成功，弄不好还可能掉脑袋。而李昭德却做的很漂亮，他巧妙地在武则天的子与侄之间做了个亲疏的划分，使得敏感的武则天对武氏子弟大起戒心。
第二年八月，武承嗣和武攸宁同时罢相，而李昭德以夏官侍郎拜相，也许跟这次谈话很有关系。
在整个大周时期，武承嗣、武攸宁、武三思等人虽然贵为宗室，先后几度拜相，但时间都不是很长，累计起来也不过两三年，未能对政局产生什么影响。
武则天对诸武总体上是控制使用，起用他们的意义，在于壮大自己的“宗枝”，同时也让他们起到耳目的作用。至于大政方针和治国实务，却不大让他们插手。在特权上对他们也有限制，原先唐诸王的封邑之租，是由王府自己征集，而对武姓诸王，武则天则改令州县征送，以防止诸王额外盘剥。
对诸武的限制，好歹减轻了他们这一伙的危害。但是在“革命”前后，酷吏的作用却大大加强了。
酷吏是些什么东西，武则天心里是大致有数的，但是新朝初立，旧党待除，不养一批恶狗是不行的。酷吏以用法严苛搏取名声，以图厚赏，武则天也知道这里面冤案大概是少不了的，但为巩固政权计，也就不想多加干预。所以自永昌元年（689年）平定了宗室之乱后，酷吏们已经开始把黑手伸向了朝中大臣和李唐宗室，成为一股能影响政局的疯狂力量。
几年间，由于酷吏的作用，先后以各种罪名处死或流放的唐宗室有十数家，牵连家属数百人。倒了霉的大官也为数不少，上有宰相魏玄同、尚书张楚金、侍郎元万顷，下有刺史郭正一、长史刘易从、都督李光谊等，共有大臣数十家，刺史郎将以下不计其数。就连战功赫赫的名将黑齿常之，也被周兴诬陷与右鹰扬将军赵怀节谋反，在狱中被逼自缢！
一代将相，如落叶纷纷！
当年作为武则天辅政时期的基本力量“北门学士”，也几乎被酷吏们赶尽杀绝。人世无常，福祸难料，站“错”了队的自无话说，站对了队的竟然也性命难保，政治这碗饭，真是不好吃啊！
永昌元年七月，徐敬业的弟弟徐敬真从流放地逃回，想去投奔突厥。途径洛阳时，洛州司马弓嗣业和洛阳令张嗣明送钱资助他出逃。待逃至定州（在今河北）被逮住，牵连到两位资助者。弓嗣业被缢杀，徐敬真和张嗣明贪生怕死，竟然诬攀多人，其中就有那位在平定越王李贞之乱时专横跋扈的“元帅”张光辅。
两人诬陷张光辅在征越王时，“私议图谶天文，阴怀两端”，结果现任内史的张光辅有嘴说不清了，三人一齐被处死。
最为荒谬的是，武则天的亲信元万顷、郭正一，以及平定徐敬业之乱的大功臣魏元忠等，竟被诬陷与徐敬业通谋，判了斩刑。这真是“狡兔死，走狗烹”，啥人也免不了这铁律啊！
对这几个人，武则天多少还是了解的。他们真的会和徐敬业联谋？武则天难以判定，犹豫不决。
直到人都被拉到刑场上去了，她才下决心要保下这几个人，于是，令凤阁舍人王隐客快马前去传旨：要刀下留人！
王隐客领命后，生怕去得迟了救不了人，女皇要怪罪，于是一路扬鞭纵马，狂呼：“有旨免罪，刀下留人！”引得一路行人惊讶不止。
刑场上待决的犯人张楚金等人听到呼喊声，都不禁欢呼雀跃，惟有魏元忠仍跪于地上，神态如常。众人唤他起来，他淡淡答道：“虚实未知。”
王隐客勒马而下，请魏元忠起来，魏元忠却说：“宣敕后再起不迟。”
待读罢敕书，魏元忠才缓缓站起，舞蹈谢恩，脸上看不出任何忧喜之色。这人实际上已经参透了政治的清浊，一切置之度外了。
后来，这批人都免死流放到了岭南。
徐敬真案牵扯进来的人，也有没能逃脱的，彭州（今四川彭县）长史刘易从就是在当地被诛杀的。他在彭州官声很好，吏民皆怜其不幸，在行刑时纷纷解衣投地，称：“为长史之灵求福。”事后，衙门把这些衣服估了估，约值十余万钱。
到九月，周兴又诬告宰相魏玄同谋反。他这一告，纯属个人恩怨。早先在高宗时，周兴为河阳县令，高宗有意提拔他，但吏部认为周兴是“流外官”，即不入流的杂职，连九品都不是呢，不好提拔，于是否决了皇帝的提议。
这事的内幕，周兴无从得知，几次到朝堂去痴等任命。几位宰相见了，谁也不屑跟他说一声。魏玄同当时是代理宰相，见状有所不忍，就说了一句：“周县令可去矣！”
周兴不领情，反而以为是魏玄同从中阻挠，便记恨在心。眼下周兴已今非昔比，就要来算这笔老帐了。他知道魏玄同曾与裴炎交好，就跑到武则天面前诬奏：“魏玄同曾与裴炎合流，近日对臣说：太后老矣，不若侍皇嗣富贵持久。”
这是揣摩过武则天心理之后的诬告。武则天此时万事如意，只是年近黄昏，最忌讳别人提及，于是一怒之下赐魏玄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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