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说，真正的忠君就是对百姓好，这讲的是民本思想。
她说，好的大臣要能做到“不面誉其君以求亲巳也”，“不苟悦君心而与之合”。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老拍上级的马屁。武则天从一个低级嫔妃扶摇直上，其间马屁赞美听得多了，她不会当回事。她要求的忠诚标准是“忠也，上足以尊主安国，下足以丰财阜人”。
她把老百姓能不能过上好日子，作为衡量政绩的唯一标准，说大臣若能“助君而恤人者，至忠之远谋也；损下而益上者，人臣之浅虑也”。
什么才是老百姓的好日子，就是“田畴垦辟，家有余粮”，当官的能让百姓达到这一步，就可以高升。反之，如果“为政苛滥，户口流移”，那就不可能是好官，要受到贬责。
武则天为什么把民生问题看得这么重要？因为她知道“衣食者，人之本也；人者，国之本也”。那么，老百姓为什么是国之本呢？很简单——“家给人足，则国自安”。
这里，我们可以把武则天治国理念的脉络看得很清楚了，她就是一个孟子民本思想的忠实信徒。
在我们过去的习惯思维里，皇帝，就是大地主大官僚的代表，天经地义；但历史决不是那么简单的，有些皇帝，偏偏就不代表上层阶级。他们知道，什么是国家的基础，所以决不做“损下益上”的蠢事，比某些自以为聪明的现代执宰者不知强了多少倍！
我在本书开始的时候，说武则天是好皇帝，根据就在于此。武则天执政也确有严苛的时候，但她的矛头是指向宰相集团这一类上层官僚，不是老百姓。古代的官僚士大夫，就是现代概念里的知识分子。自古凡得罪了知识分子的皇帝，多半没有好名声；因为史籍是知识分子写的，结论是知识分子做的。武则天是大大地得罪人了知识分子，所以千年以来，对这位唯一的女皇帝的评价自然也就毁誉参半。
也正因为如此，凡是“聪明”的皇帝，无不懂得要虚心纳谏，善待大臣。只要把大臣笼络好了，不管是否杀兄逼父，武力篡位，在后世留下的都会是明君的美誉。
历史，是很有点儿意思吧！
武则天在《臣轨》中要求大臣“助君而恤人”，就是要帮助皇帝减轻百姓负担；那么她本人能否能在这方面虚心纳谏呢？
能！
在大周的中后期，她在这一点上是做得比较突出的。“革命”时期的疾风暴雨过去后，政权趋于稳定，她的心态也就平和下来，不仅能远小人、亲贤臣，而且能从谏如流。因为这时候臣下的谏言，多不涉及“基本路线”问题，不大有人在女人能否当皇帝的问题上叽叽咕咕了，意见多半是技术性问题，武则天当然乐于采纳。
在古代，臣僚向皇帝提建议，我以为，一类应叫建言，就是撺掇皇帝去做什么事，搞工程、搞活动，那是烧钱的。另一类，则应归类于谏言，是劝阻皇帝不要去做什么，罢土木、废冗政，那是省钱的。
对于谏言，武则天觉得是多多益善，养了那么多拾遗、补阕，就是想听到意见和反映。人家说你的事情没办好，这是把你当回事，并不等于恶意攻击。她数次下诏，在全国范围内让九品以上官员“极言时政得失”。所谓“极言”，就是鼓励放开了说，不以言论治罪。
这方面的事例多得很。延载元年（694年）九月，武则天以梨花一枝出示宰相。秋季里有春花盛开，宰相皆以为祥瑞。但杜景俭独不以为然，说：“今草木黄落，而此更发荣，阴阳不对，咎在臣等。”说完，就向女皇表示谢罪。武则天听出他话里有暗讽，便叹道：“卿真宰相也！”
圣历年间，武则天打算把讲武活动从例行的冬季改到春天去搞。凤阁侍郎王方庆上疏切谏，认为这样会妨害农时。武则天知道自己错了，就亲笔写了诏敕，如其所请，打消了这个念头。
久视元年（700年）四月，有胡僧请求建庙宇存放舍利，武则天答应了，但是狄仁杰不同意。武则天听他陈述意见到一半，就肃然起身聆听，并解释说：这样子是“以成吾直臣之气”！
这年七月，武则天下令天下僧尼日捐一钱，准备造一尊大佛。狄仁杰上疏极谏，认为这有损于百姓，且无益于国家。武则天爽快地接受了意见，说：“卿教朕为善，何得相违！”
十二月，凤阁舍人崔融上疏，认为全国禁屠宰于民无益。武则天欣然接纳，下令复开屠宰，让大家敞开吃肉。
女皇乐于纳谏的特点，到晚年越加明显，这与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等雄主截然不同。那几位，到晚年功成名就之后，耳朵就听不得杂音了。就连以纳谏博得千古美名的唐太宗，到晚年也变了，老是想法子“杜谏者之口”，只想听好话了。
武则天早年受太宗纳谏之风的影响，暮年的表现颇为人称道，这就是她在后世也博得了一些美誉的原因。
我于读史时会联想起，统治者在这世上统治了一遭，都不免有志得意满的心态，想刻石勒碑以流芳百世。其实，真正不朽的纪念碑，绝不是什么与世纪永存的建筑物，而是老百姓的口碑，是千万人的人心！
普希金有一首诗说：“我为自己竖起了非人工的纪念碑，通往它的路将人流络绎永不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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