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功元年(697年)，武则天又铸九鼎。所谓“九鼎”，也是中国本土意识形态“礼乐”中的重要一项，是象征国家权力的镇国之宝。与当时天下的“九州” 相对应。分别是：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梁州鼎、雍州鼎。九鼎上铸着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即表示豫州为天下中枢。
相传最初铸九鼎的是大禹，九鼎集中放在夏朝的都城阳城，表示天下从此一统。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后来夏朝为商所灭，九鼎迁于商朝的都城毫邑。商朝为周所灭，九鼎又迁于周朝的镐京。后来周成王在洛邑营造新都，又将九鼎安置在洛邑，谓之“定鼎”。这就是所谓的“鼎在国在，鼎失国亡”。
周王朝末期群雄争霸，战乱不已，九鼎也就神秘失踪，至今不知所踪，成为千古之谜。成语中的“一言九鼎”、“问鼎中原”，都源出于九个宝贝。
到了武则天时代，九鼎当然早就没有了线索，女皇就决定自力更生。当年四月，鼎铸成，其中豫州鼎同样也是最大，高一丈八尺，容1800石；其余均高一丈四尺，容1200石，共用铜56万斤。从这些数字看，简直是一批用青铜铸成的巨无霸了！
武则天还嫌不够气派，想融化黄金千两，为九鼎涂一层金。宰相姚璹这一次总算没有迎合上意，提出反对意见说：“九鼎神器，贵于天质自然。本已五色夺目，不须再饰以金。”武则天这才没有多此一举。
九鼎铸好后，武则天动用了军队的牛和白象，将这些大家伙从玄武门拖曳到“通天宫”。运输途中，牲畜与人一起用力，宰相与诸王都在现场指挥。武则天为了鼓舞士气，还自创了“曳鼎歌》，命乐工谱曲演唱。一时间人喊马嘶，好不热闹！
武则天还为九鼎亲制铭文曰：“神农首出，轩昊应期，唐虞继踵，汤武乘时，天下光宅，域内雍熙，上玄降鉴，还建隆基。”
后来，她的孙子李隆基称帝后，把这段铭文作为自己受命的符瑞诏告天下。因为铭文的最后两句可以理解为希望上天鉴别人才、以“隆基”为帝之意。武则天当时是否果真有此意，难以考证。但在亲制铭文时，李隆基已有12岁，受到女皇的特别宠爱，所以这一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来由。
武则天是个有文化根底的皇帝，她治下的大周，在文事方面非常鼎盛。她大兴土木、铸铜铸铁，当然是瞎折腾，劳民伤财，但是她在振兴文化方面，也还是有大功劳的。
由于她本人的爱好与影响，她执政时期，经学、史学、文学、音乐、舞蹈、天文、数学等事业都非常发达。国史馆编修了《高宗实录》一百卷和一部未完成的《唐史》。私家史著也极为兴盛，有姚璹著《时政记》，专记军国大事；有刘知几著《史通》，阐述史学理论。
特别是刘知几在当时提出的史观：“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史官要“不虚美，不隐恶”，史书应“文约而事丰”（议论少而史实多）等等，迄今仍是史学圭臬，映照出了一些现代史学家的羼弱与浅薄。
武则天还下令编辑了一套大型类书《三教珠英》。类书，就是百科全书汇总；三教，就是儒、佛、道。这部《三教珠英》，是收集三教名人名言的总集。她命张昌宗召集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沈佺期、富嘉谟等26人，“分门撰集，成一千三百卷”。
这些参与编辑者，人称“珠英学士”。珠英学士皆为诗人兼学者，在修书其间，“日夕谈论，赋诗聚会”，是武则天时期宫廷诗人的盛大聚会，极一时之风光。崔融编集他们所作诗，集成了《珠英学士集》五卷。史载：“当时文人，以沈、宋为杰出，每以丽词，邀女后欢喜，上官婉儿又为之染翰着色，朝野争羡，故一时化之。”
武则天时期，是唐代文学摆脱六朝积习、焕然一新的时期。武则天本人就会做诗，现存尚有46首。她的诗，也有清新可诵的诗句，比如“酒中浮竹叶，杯上写芙蓉”之类。当时她经常出游，一旦看到好景色，自己即兴作诗不算，还命令臣僚奉和。
当时还有大型的诗歌赛会，其中“龙门夺袍”就传为诗坛佳话。武则天在游幸洛阳龙门时，命群臣作诗，左史东方虬先成，武则天以锦袍赐之。后来宋之问诗成，武则天读了，大为赞赏，认为超过前者，就夺下锦袍转赐宋之问。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武则天对诗歌的爱好、对诗人的礼遇，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气。
武则天在改革科举制度时，决定以诗赋取进士。结果，作诗之风，风靡全国，上至朝廷大僚，下至五尺孩童，作诗蔚然成风。史称武则天君临天下二十年，“公卿百僚，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寝以成风。”
以诗歌作得好而选官，并且成为长期制度，这在人类史上大概绝无仅有！
百官以作诗为荣，学子以作诗为务，草民以作诗为乐。此风气一开，唐初诗风为之一变，完全脱出了宫体诗风格，格律渐趋完备。齐梁猗丽渐消，汉魏风骨重振。出现了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杨炯、卢照邻、陈子昂等一批明星级诗人，为盛唐诗歌的繁荣铺下了一条开阔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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