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但武懿宗早已吓软了腿，不听众议，下令后退到相州（今河南安阳）。一路上张皇失措，抛弃了大量军资。随之而来的契丹，乐得大掠赵州而去。
契丹孙万荣大破王孝杰后，企图与突厥联手袭幽州。但是突厥的默啜刚与大周结好，又担心孙万荣坐大以后，会殃及自己，就扣下了孙万荣的使者，发兵攻击孙万荣的后方。
突厥势力介入后，战场形势发生逆转。孙万荣大为恐慌，原本与他结盟的奚人部落也叛变降周。大周将领杨玄基、张九节和奚人分道夹击孙万荣。
孙万荣狼狈东奔，到最后身边只剩下几个家奴。他在途中于林下喘息，叹道：“今欲归唐，但罪已大。归突厥亦是死，归新罗亦是死，如何是好？”家奴听了，心中惶恐，就趁他不备，一刀砍下了他的脑袋来，降了大周。
这场自武则天临朝以来最费力的一仗，总算惨胜。战后，武则天命武懿宗、娄师德、狄仁杰分道安抚河北民众，收拾残局。
这个河内王武懿宗，到现在可是神气起来了，把那些被契丹裹胁的民众都视为叛逆，剖腹取胆，极其残暴。河北民众把他与契丹的猛将何阿小并称，道是：“唯此两何（河），杀人最多！”
武懿宗还朝后，又上奏请求将河北民众从贼者尽行灭族。左拾遗王求礼在女皇面前按捺不住，大骂武懿宗畏敌如虎，陷民众于水火，是不忠之徒，惟有斩首以谢河北百姓！
武懿宗被揭到痛处，不敢反驳。司刑卿杜景俭趁机请求，赦免河北被胁迫之民。武则天接受了这个建议。
这一战，大周虽然出尽了洋相，但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武则天彻底清醒了过来。她明白自己不过就是一个普通肉身，上苍并不特别护佑，既无什么“金轮”，也非什么“天册”。此后，便主动去掉了“天册金轮”的尊号，承认自己仅仅是一个普通皇帝了。
武则天虽然当了皇帝，但到底是中国女人，心里向着娘家的人多一些。此次接连授给武氏子侄兵权，就是想让他们有个表现的平台。
如若他们智勇双全，能横扫契丹，建立一番“封狼居胥”的功业，倒也可能树立起巨大的声望来，做个唐朝的卫青、霍去病也未可知。但是，朽木终究难雕，“二武” 在军事指挥上一塌糊涂，人心丧尽，连武则天大概也冷了心。此后，武氏子侄就只能居高位而无实权，远远地被隔在政治中枢之外了。
女皇年事已高，对武氏诸王来说，他们的这个状况已是十分堪忧了。
而在这次战争中，武则天在后期重用了一批有用之才，如娄师德、狄仁杰、杜景俭，都是一时之选，为巩固防线、安抚民众立了大功。战后，武则天把他们都提拔为宰相。
这一年，武则天73岁，是“革命”之的第8年，恰是大周时代的一半。这一年，契丹平定，边境再无大事，朝中最后一个酷吏来俊臣伏诛。大周磕磕绊绊地走了8年，到了这时，才出现了正人当朝、四海升平的稳定局面。
回顾几年来的战事，高宗时期战略思想的失误（放弃四镇）是肇祸之端。其次，武则天把良将屠戮殆尽，几次征伐所用非人，也是战败的原因之一。
但是，女皇也有她的优点，其一，就是她不固执，发现问题后，能够改变思路。战争后期不断发现和提拔人才，就是明证。
其二，她对自己的失误，是痛心并认错的。她曾在战后的科举考试中，亲自出策问题，向广大考生征求对于国防的意见，里面有“使三圣（高祖、太宗、高宗）遗黎，九州故地，飘然零落，可不痛哉”这样的沉痛之语。可见她并不是文过饰非之人。
其三，在败报连连的危机形势下，她没有乱了阵脚，而是坚持原则，调整策略，以图恢复。狄仁杰在入相后，曾经提出再次放弃四镇，交给突厥；放弃安东，交给高丽；中国坚壁清野，退守塞上。第二年，蜀州刺史张柬之也提出类似建议，请求放弃泸水以南诸镇，退守巂州（今四川西昌），把相当于现在的云南、川西等一大片土地放弃。
他们的意思，是国家彻底采取守势，本土以外的一切领土都可放弃，不与列强争霸。
他们两位是贤臣，但对战略方面的想法不见得高明。武则天没有采纳这些意见，没有再犯当年撤消四镇的错误，而是坚持以四镇和凉州这两个前出基地，从两面钳制住吐蕃，并割断吐蕃与突厥的地理联系，避免再出现三国交侵大周的窘迫局面。到最后，还是基本延续了唐太宗的对外战略——用武力威慑周边，决战皆在境外，以保证本土安全。
在平定契丹作乱的关键时刻，她也能灵活处理与突厥的关系，为了化敌为友，答应了突厥许多苛刻的条件，促使突厥出击契丹，争取到了战争的早日结束。
这一时期，武则天面临的东突厥问题，可说是充满了戏剧性。在整个问题的处理上，可以见出女皇的忍耐功夫也够让人吃惊的。
在契丹作乱的初期，东突厥先是趁火打劫袭击了大周的几个边州，把凉州都督许钦明也给绑了去。而后，又突然向大周谢罪，提出了三项条件，表示只要大周答应，就出兵攻击契丹。
默啜的三项条件是，要求武则天认默啜为儿子，要求把女儿嫁给大周的一位亲王，要求归还“六州降户”并赐给农具和种子。三个条件，有些古古怪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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