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史家对一个问题很感兴趣，那就是，为何要除去二张？难道二张是女皇的政治代表？
这个问题，我以为，是牵扯到了政变必须合乎民心的问题。无论怎么说政变是为了匡复大义，但臣子起兵对付皇帝，终归还是犯上的事，必须有一个能在社会上一呼百应的由头。
二张恰好充当了这个道义上的靶子。
他们劣迹斑斑，大失人望，各派势力均对他们侧目而视。就连诸武集团，对他们也心怀不满。
就在长安元年(701年)九月，发生过一件宫廷惨案。太子的长子、皇孙李重润和妹妹永泰郡主，及郡主的丈夫魏王武延基，在一块儿非议张易之擅权。后来这话传了出去，张易之向女皇告状，女皇就将这三人交给太子处置。
太子李显经过多年的磨难，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只知道护老婆的废帝了，他在女皇的压力下，将三人一起缢死!
这三个年轻人，当年才不过才十六、七岁.
这是李唐宗室遭受的最后一场惨剧。其中的武延基，就是武承嗣的儿子。
当时武承嗣因为当不上大周的太子，已经忧愤而死，大概没有什么有力的人为武延基说情。
武延基等于因为二张而死，这件事在诸武的心里想必也投下了不小的阴影。事后证明，诸武在政变中态度不明朗，其中太平公主的几个儿子还可能参与了政变。政变结束后，诸武中有一批人受到封赏，据推测是跟倒装有点儿关系。可见诸武对二张也是乐观其败的。
如此看来，二张既失人心，又得不到诸武的支持，力量相当脆弱。既然除掉他们很容易，又能唤起广泛响应，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武则天千算万算，没有算到她最放心的一支力量——宰相集团中的几个人，会在她眼皮底下完成了这个阴谋。由于政变集团以“除二张”为号召，成功地离间了诸武与女皇关系，使用得诸武不再成为女皇的屏障。
两股本来应该互相制约的力量，不再互相制约，而是有了某种改变现状的共谋，这时候的女皇，处境确实就非常危险了。
一个病卧在床的老太太，与外界完全隔绝，身边只有两个招万人恨的面首。
这实在是太脆弱了。
在权力巅峰21年的一贯感觉，使她意识不到这个危险。
——谁敢？
是啊，这种政变，说得好是清君侧、为民除害；说得不好听就是谋逆。
在政变集团的核心，一开始，对于应该怎么干，也曾有一定的困惑。
为此，敬晖曾向冬官（工部）侍郎朱敬则问计。
这个朱敬则也是个对二张恨之入骨的人。当年女皇有了二张还嫌不过瘾，下令征召一批美少年，竟然有人以自己的“阳道壮伟”而自荐，时任右补阙的朱敬则忍无可忍，上疏批评道：“陛下内宠已有易之、昌宗兄弟，固应足矣”，现又有人自荐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这成何体统？“无礼无义，溢于朝听”！
当时女皇倒也没恼，慰勉他说：“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还赏了他彩绸百段。
朱敬则确实见识过人，对敬晖只轻松点拨了一句：“若借皇太子之令，举北军诛易之兄弟，两飞骑之力耳！”（《唐会要》）
张柬之等人觉得这计策太好了，于是照计而行，开始了对北军的渗透。
当时驻扎在玄武门一带的左右羽林军，统称为“北军”。“飞骑”则是禁军里的一个兵种。掌握了北军之后，政变集团紧接着要干的一件事，是与太子接头。假冒太子的名义还是不行，将来会很被动。
此时，太子每天都要通过玄武门，进宫去向女皇请安。这就是接头的最佳机会。
当了羽林军将军的桓彦范、敬晖，便在长安四年的年末，瞅了个空子谒见太子，向他密陈大计。太子欣然同意。
这就再没有任何问题了。
当年在太后的授意下，裴炎、程务挺带兵入宫，把中宗李显逼得退了位，如今有人主动要求以同样方法助他夺回皇位，这简直就是天意！
长安四年的下半年，实在不是个安定的年月。这一年从九月起，神都一带就总是日夜阴晦，间有大雪雨，城中甚至有人冻饿而死。
女皇在病中，对这些天象颇为惶惧，采取了一些消灾的办法，比如开仓赈济、迎请佛骨，下令禁屠、赦免自临朝称制以来所有的罪人（参预扬州之乱和宗室之乱者除外）。
正月九日，又下诏改元“神龙”。神龙为何意，后人不详。难道是预示着“见头不见尾”？总之是有些奇诡。
女皇是强人，她想竭力消弥不祥之兆，祈求重新振作。
二张的心里，此时却有一种隐隐的末日感。据说，张易之刚刚建好一座府邸，夜间就有鬼在墙上写字：“能得几时？”易之令人刮去，次夜又有字迹出现。如是六、七次，张易之无奈，只得在“鬼书”后面加题了一句：“一日即足。”旋即，“鬼书”便不复再现。
张易之的兄弟张昌仪，也尝与人言：“丈夫当如此：今时千人推我不能倒；及其败也，万人擎我不能起！”
奸贼恶人的这种“迟早要掉脑袋、蹲大狱”的预感，往往灵验。这种事，在近世也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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