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有人再提议：“英公李勣，上之所重，当先言之。”
褚遂良还是不同意：“司空乃国之元勋，若有不如意，使上有责功臣之名，不可。遂良是奉遗诏的顾命之臣，若不尽愚忠，他日何以于地下见先帝？”（见《唐会要》）
褚遂良这是想要自己来打先锋。这一决定，注定了他后来的悲剧命运。
众人就这么商定了，要与皇帝死扛到底！惟有李勣不是关陇一伙的，因此没有表态。
等到众人来到御前，高宗见气氛严肃，忽然感到难于启口，对着长孙无忌凝视良久，才鼓足勇气说：“莫大之罪，以绝嗣为重。今皇后无嗣，昭仪有子，今欲立为皇后，公等以为如何？”
褚遂良早有思想准备，随即朗声道：“皇后出自名门，先朝所娶，无愧妇德。先帝疾甚时，执陛下手以语臣：‘我好儿、好新妇今将付卿。’陛下也曾听到，言犹在耳。皇后无过，恐不可废！今不敢违先帝之命。”
这是对高宗的当头一棒，首先搬出先帝来压压你的气势！
高宗要休正妻，多少有点儿理亏，因此底气也确实不大足。随后他提出反驳，说可以根据《唐律疏议》中的“七出”原则来执行。所谓“七出”，是指中国古代丈夫休妻子的七种理由，即：不孝顺父母、无子、淫乱、嫉妒、恶疾、口多言、窃盗。这七大原则，早在汉代就有。
但是他没有大臣们精通法律。因为《唐律》中还有所谓“三不出”原则，也就是有三种情况丈夫不能出妻。一、妻曾为公婆持三年之丧，不能出；二、娶时男方贫贱，后来富贵，不能出；三、有所娶而无所归（即娘家已无人），不能出。这也是汉代起就有的规矩。
王皇后的情况，起码符合“三不出”的前两条。
褚遂良当即以“三不出”来应对你那个“七出”。
长孙无忌早就有态度，当场虽没发话，但沉默也是态度。
高宗大不高兴，只好宣布散会。
对这一情节，台湾的雷家骥先生发现了一个破绽，就是高宗并没有把“杀昭仪女”和“厌胜”作为王皇后的罪状，可见这两件事，起码是没有坐实王皇后有罪（见雷家骥《武则天传》）。
这不算完，次日下朝后，高宗再次召集宰相，开了第二次会。李勣借口有病，躲了。
高宗又提起话头，问大家意见。于志宁首鼠两端，看看皇帝，又看看长孙无忌，不发一言。褚遂良仍以前言相对，高宗不听。
褚遂良急了，声色俱厉道：“陛下若必别立皇后，请选天下令族。武昭仪昔事先帝，众所共知，陛下岂可掩天下人耳目？今若复立为后，岂不遗讥后世？陛下若亏人子之道，自招不善之名，败乱之端，自此始也！今天臣迕圣颜，罪当万死，倘得不负先帝，则甘从鼎镬！”——这是说，你就是把我烹了我也愿意！
这是揭了高宗的老底，高宗一时无语，面色尴尬。
褚遂良还不罢休，把大臣上朝拿在手上的笏板往台阶上一放，道：“还陛下此笏，乞放归田里！”
说完，他解下头巾，伏地叩头至流血。
高宗也来了火，喝令来人，把他拉出去。
武则天一直在帘中观战，终于也按捺不住，大声道：“何不扑杀此獠！”
强人性格，一语即见。
在此危急形势下，长孙无忌连忙阻止道：“遂良顾命先朝，有罪不可加刑！”（见《资治通鉴》、《唐新语》）
太尉大人的这一句话，才算把局面暂时稳住。此时有太监上来，将血流满面的褚遂良带出去了。
协商会开不成了。没参加会议的侍中韩瑗，这时恰好有事进来奏报，便借机流泪谏道：“皇后是陛下在当太子时，由先帝选定，今无过错，却要废黜，四海之士，谁不惶然？且国家若屡有废立，非长久之术，愿陛下为社稷考虑！”
高宗仍然不听。
九月初三日，韩瑗又为此事进谏，悲泣不能自胜。高宗听得烦了，大怒，急令人把他带出去。
长孙无忌集团知道已到了最危机的关头，此时若不奋身一搏，则全线崩溃。于是韩瑗被带出来后，又上了一疏，来济也在同时有密表上奏。两大宰相的观点相当一致，他们在原来的立场上略做退让，只说选择皇后要慎重，武则天身份不正，资质不够，恐怕对国家会有不利后果。还用了妲己、褒姒、西施、赵飞燕来加以影射，分明就是将武则天指为红颜祸水！
慷慨陈词，言之凿凿。总之选了这个娘们儿，国将不国，指日可待！
老臣们的态度如此顽强，这让高宗在盛怒之下，也不禁心生踌躇。国家政权的运作，至今还在这批贞观老臣的掌控之下，对方固若金汤，他作为新君，要是真的掰了脸，能有多大的胜算？
据说，高宗为此而甚感沮丧，差一点儿就要放弃立武则天为后的打算了。
但是，就在此时，元勋李勣的一句话，起了一语定乾坤的作用。
总攻未果，高宗和武则天都很郁闷，忽然想到李勣称病不朝，其中是否大有深意？于是，第二天高宗密召李勣入见。
面对这几乎是唯一可信赖的开国老臣，高宗自然而然就向他袒露了心曲：“易后之事，遂良固执不从。遂良既是顾命大臣，事若不可，当止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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