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是一个长于行政与智谋的官僚，在生死存亡之际，怎么会有如此的书生气？我看，这是由于信念的破灭。
唐这个国家，虽然是高祖李渊缔造的，但在整个贞观时期，可以说是由太宗李世民再造了国家。而长孙无忌，则是再造国家的灵魂人物。
看到自己亲手创造的国家，一天天变得陌生，他大概是感到了空前的幻灭。他是“玄武门之变”的坚定发起者，可以说没有他，也就没有唐太宗、没有贞观时代。几年来，眼看着永徽年间，一个比宫女高级不了多少的女人渐渐坐大，控制了皇帝和朝政；一些急功近利的低级官员，一夜之间爬上最高的政治平台逞狂；这位元老免不了要寒透了心。
他看到了政治理想的虚无。
一切光辉灿烂之物，瞬间一钱不值。那么，还有什么可为之而奋斗？
放弃一切，这就是他带有极端个人色彩的选择。
然而，他的“大隐隐于朝”，带来的是灾难性的后果。一个庞大的势力，无人统领，无人协调，就等于卸去了甲胄的巨人。
褚遂良虽然也是关陇重臣，但他始终是辅佐型、智力型的人物，不能操控全局。于是，群龙无首，不战自溃，这个结局当然就一点悬念都没有了。
关陇集团垮台垮得这么窝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前面说过的——专制使人心疏离。这个集团长时间养尊处优、唯我独大，既失去了斗争意识，也在士林中失去了号召力。
他们成了一只体态庞大、只知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恐龙。而一旦天变了，就不知所措，只能听天由命。
所以大僚被贬，没有激起任何波澜。武后登台，百官行礼如仪。
他们灭亡得真是不清不楚。
现在，所有的人都已经倒下了，闪开了。关陇集团，就剩下了这一棵老树还站着。
磨刀霍霍声，已隐约可闻。
长孙无忌仍然那么神闲气定：早晚要来的这一天，就让它来吧。有后世史家说，这一天，是他内心深处的一个梦魇。不对！如果是的话，一切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生死荣辱，长孙已完全不在乎了。
显庆四年（659年）四月，命中注定的一刻到来了。此时，距褚遂良死已有半年。
事情的起因并不严重，但却是个很微妙的突破口。有洛阳人李奉节，出头告发太子洗马（东宫掌图书的官员）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说他二人勾结朝中权贵，朋党而营私。这是个“说你有，你就有”的罪名。人有朋友，乃是常情，何况官场关系从来盘根错节，谁都有人际关系上的渊源。
所以这类告发，一般都是别有图谋在。朝中权贵，所指为谁，在当下不言自明。两《唐书》的编者均认定，这就是许敬宗事先策划好的打击方案。
高宗接到这个白丁的举报后，居然下诏让许敬宗、辛茂将负责审理此案。民居然能告官员结党，皇帝居然马上就立案，这都很蹊跷。
许敬宗接了这个活儿，立刻就开始他准备扳倒长孙无忌的步骤。当初在皇后废立之际，他曾不知深浅地跑到长孙家里去游说，被长孙好一顿臭骂。如今这笔老帐，可以来算一算了！
此外武则天在谋取后位时，也曾与皇帝老公低三下四去长孙那里求情，遭过老头子的白眼。现在，也要一总有个交代了。
上有新皇后，下有新宰相，两股力量开始联手发力。
韦季方跑不了啦，大理寺的官员哪敢不买帐？他们秉承许敬宗的意思，审问甚急，想让韦季方自诬与长孙无忌有勾结。问官许诺，只要承认了，便可从轻发落。
韦季方究竟是如何得罪了许敬宗的，不详。但看得出，他起码是个有良心的人，不忍诬陷长孙大佬。在狱中，他不但抵死不认，还寻机自杀。自杀虽然未成，也是命在旦夕了。
许敬宗见犯人活不长了，又一时榨不出口供，索性就造假了，上奏诬告：“季方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隙谋反。今日事发，所以自杀。”
他怕高宗不信，又将一封从韦季方身上搜出的密信一并递上，并奏道：“此信是题给‘赵师’的。赵师者，无忌也。阴为隐语，欲陷忠良，以伺机谋反。”
一个一般的告状案，到此陡然露出险恶的一面。这是要兴起大狱的兆头了！
高宗近几年虽与舅舅渐行渐远，但也仅仅是执政理念有所不同，万想不到会有阴谋在身边酝酿。他刚开始的反应，果然就是不信，让侍中辛茂将再去核实。
这位新贵辛茂将，是许敬宗的心腹，他的复核结果，当然是确有其事。
高宗还是不能信：“茂将无用，所奏不可信。果有此邪！阿舅为小人所间，生疑阻则有之，何至于反？”
许敬宗知道，“以疏间亲”的风险极大，必须要扳倒对方，一点儿退路都没有，所以嘴相当硬：“臣详细推究，反状已露，陛下犹以为不确，恐非社稷之福。”
高宗听了，很懊丧，叹道：“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旧年高阳公主与遗爱谋反，今阿舅亦然，使朕愧见天下人！”说罢，竟然泪下。
稍后，又问：“此事若实，如之何？”他一下子没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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