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君性格仁懦，这是在盛世雄主之后的最大不幸，往往一个强国会因此在几年之间就滑向没落。然而天祐大唐，选出了武则天这样一个强势人物，可以继往开来。
她辅政后，对内的人才制度改革与对外的用兵方略，都证明她决非一个只知揽权的庸人。
她之所以在千百年后仍遭人非议，并非真的是什么红颜祸水。某些舆论所攻击她的，无非一是任用小人，二是女人干政，三是滥杀亲族。
关于这些，我将在后面的叙述中，一项一项为她辩明。
武则天的一生，至晚年权力达到顶峰。
在华夏历史上最强盛、最完美的一个朝代中出了一个真正的女皇帝，这使得很多“正统人士”无法直面。只有诽谤之、贬低之、妖魔化之，否定她开辟唐朝盛世局面的历史功绩，方能泄他们的心头之愤。
但是愤怒不等于有理。从武则天从政后的总体表现看，她并不是一个品质卑劣之人；她的冷酷，往往是出现在维护皇权的关键时刻。
在她的观念里，皇权强盛，就是帝国强盛；所以她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巩固皇权——不管是李家的，还是她自己的。
凡是与此抵触的，就要无情地扫荡之。
抓住这条脉络来分析她的行为，一切表现在她身上的悖缪、冷酷、矛盾，就都有逻辑可循。
比较能说明问题的，是在用人方面。武则天有一个使用“小人——酷吏——良臣”的曲线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先糊涂、后清醒，而是完全由政治情势所决定。
武则天以皇后身份辅政、主政乃至最后大权独揽，这些行为触犯了正统的儒家礼法，必然会遭到士大夫阶层的“制度性抵制”。人心、舆论先验地就把她摆到了邪恶的位置上，“正人君子”不会主动依附她、支持她，这就迫使她起用小人或者品质有争议的人来为新政开路。但是，即使是对小人的使用，她也始终处在操控的地位，不会为小人所左右。小人们的角色，不过是揣摩她的政治意图，充当一个工具而已。
当政权稳操在武则天手中以后，这些小人、酷吏便失去了作用，她就会顺应人心将他们毫不留情地抛弃。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
武则天是一个继太宗之后掌握大唐命运的英明之主，而不是能被阿谀奉承灌昏了头的庸主。臣子孰优孰劣，她心中自有一本帐，或者说这是她始终注意思考的问题。
当后来她登上权力顶峰并巩固了体制之后，所用之人就基本都是“正人”了。当然，她的悲剧也在于此：“正人”从内心是不能接受“女主当国”这一违反儒家传统的情形的，因而她最终没能逃脱儒家体制的铁掌——被“自己的队伍”戏剧性地剥夺了权力。
千年的传统，惟有她一人能将其成功打破，但是她还是遭到了传统体制的最后一击。
她人生曲线的这样一个起伏，仅与“体制”有关，而与私德无关。
正因为高宗黯弱，当不起维护皇权的重责，才有武则天走到皇帝的身后，进而从幕后走到前台。
我们不要忘了，所有关于武则天的精彩大戏，都缘于这样一个历史的节点。
武则天驭下，注重的是量才录用。但对于所器重的大臣，也决不是无原则地袒护纵容。尤其是，她对拥立功臣虽怀有感念之心，但一旦他们闹过了头，处理起来也相当严厉。
东征高丽时的北路援军统帅任雅相，就是武则天一手提拔起来的将才。任雅相治军有方，赏罚严明，全唐朝的军人都知道。东征中，任雅相不幸病死在鸭绿江边，武则天为之叹惋不已。
显庆四年（659年），武则天听说支度尚书卢承庆才堪大用，便建议将他提拔为宰相，仍兼原任尚书。卢承庆是个经济学奇才，早在贞观时，太宗有一次问他历代户口之数，他竟一口气从夏、殷上古时代一直讲到隋朝，听得太宗目瞪口呆，嗟叹不已。
但卢承庆出任宰相后不久，在度支尚书的工作上出了纰漏，因未能征足赋税受到御史台官员弹劾。高宗觉得此事不好处理，因为卢承庆是武后建议提拔的，出任宰相的时间还不到一年。
武则天闻知后，请高宗按章办事，对大臣要功过两分清，不要看她的面子。于是，下诏将卢承庆免职以示惩罚，后又考虑其才干起用为润州（今江苏镇江）刺史。
当时的左相许圉师，位高权重，政绩出色。其父许绍是高祖李渊的少伙伴，在高祖、太宗朝都是重臣。武后对许圉师相当尊重，曾屡次登门求教。龙朔二年（662年）冬十月，许圉师的儿子许自然在游猎时踩踏了农民的庄稼，与田主起了争执。许自然不仅不认错，反而发响箭吓唬人（一说误杀一人）。许圉师隐而不奏，只想对儿子杖一百就算了事。
事主不服，一状告到了司宪台（中央监察机关），司宪大夫杨德裔不敢过问。
时任西台舍人的袁公瑜，叫人写了一封匿名信告到了高宗那里。武后权衡此事后，建议高宗要严惩。
高宗便把许圉师叫来质问：“圉师为宰相，侵陵百姓，匿而不言，岂非作威作福！”许圉师辩解道曰：“臣位居中枢，向来以直道事陛下，不能悉得众人之心，故为人所攻讦。至于作威福者，或手握强兵，或身居重镇；臣不过是个文吏，奉事圣上，惟知闭门自守，何敢作威福！”高宗立刻发了火：“你还恨手中无兵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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