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弘道元年正月，高宗夫妇就前去视察了刚建好的奉天宫。七月准备封山时，高宗身体突然不好，于是把时间推后。到了十月，高宗和武后再幸奉天宫时，高宗病情急剧恶化，头部沉重难忍，眼睛几乎看不见了。在这种情况下，只得下诏暂停封山事宜。
武后急召御医秦鸣鹤、正文仲前来诊疗。秦鸣鹤看了后认为，高宗的病症是“风上逆”，要用针扎一下，“刺头出血方可愈”。
武则天在帘后听到这主意，大怒，说：“此人可斩也，乃欲于天子头刺血乎！”
秦鸣鹤吓得要死，只顾叩头求饶。
高宗的脑筋倒还清醒，他说：“御医议病，不可加罪。且我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但刺之。”
有了最高指示，秦鸣鹤才小心翼翼地在高宗的百会、脑户二穴上各扎了几针。
不一会儿，奇迹出现了。高宗说：“吾目明矣！”
武则天大喜过望，在帘中再三向秦鸣鹤拜谢道：“天赐我师！”然后又亲自搬来一百匹彩缎，赏给了秦鸣鹤（见《旧唐书》、《唐新语》）。
但是高宗的这条命，人留天不留。无论武则天多么虔诚，妙手回春终究是有限的，高宗还是进入了病危状态。在奉天宫一躺躺了20多天，眼看再呆下去，皇帝就要死在外头了（这在历代皇帝是大忌），于是到十一月下旬，车驾返回东都。
消息早已传开，百官都自动汇聚在天津桥南拜迎。但是高宗实在是太虚弱了，还都后连宰相都没有谒见的机会。
熬到十二月四日，在武则天建议下，下诏改元“弘道”，并大赦天下。武则天提出这个建议，是为祈求上天赐福，同时也是尽人事而听天命。
改元的意思，也就是要让官民弘扬道家宗旨，崇尚简朴，咸与维新。诏书还特别肯定了武后的政绩，说她“言近而意远，事少而功多”。这些内容，应该说是高宗在为稳定身后的局面而造舆论了。
高宗极为重视这道诏书，想亲自登上宫城的正门——则天门去向百姓宣读，但在被扶出宫门后，却因气逆不能上马，登城楼那就更不可能了。
于是改行权宜之计，召百姓到殿前宣读之。宣读完毕，他问侍臣：“百姓们都高兴么？”
侍臣答道：“百姓蒙赦，无不欢欣。”
高宗叹道：“苍生虽喜，吾命危笃！”想想然后又说，“天地神祗若能延长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憾！”
当晚，急召宰相裴炎入贞观殿，授遗诏辅政。把后事交代完毕，高宗也就不行了，于当晚驾崩，享年56岁。
这一年，武则天60岁，太子李哲28岁。
就这样，侍中裴炎成了宰相中唯一的顾命大臣，他也由此卷入了高层政治旋涡的中心。
这里要提到的是，他亲领的这道遗诏，为日后政坛的诸多波澜埋下了伏笔。
这道遗诏，去掉那些冠冕堂皇的自我吹嘘，实质就两条，一是死后七天就要出殡；天下之大，继承人的问题不能拖，太子就在灵柩前即位。二是新皇帝执政后，“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
一切问题，都出在第二条上。
这句话看似简单，其实有严格限定，是说国家大事如有决定不下来的，再按照天后的意见定夺。
那么，高宗在临死前，究竟是怎么安排身后这盘棋的？
究其内幕，他左右为难！
首先是对武则天的考虑。他对武则天的执政能力自然是一百个放心。自显庆五年（660年）以来，他和老婆互为表里，把一间夫妻店开得很好。但是武后势力日益坐大，有可能会引起难料的后果，他也是有所警觉的。
高宗在病重期间，他深为器重的尚书左丞冯元常曾上密言，说：“中宫（皇后）威权太重，宜稍抑损。”（《资治通鉴》）高宗对这个意见深以为然，但他病体支离，哪里还有精力来压制武后，于是就没有下文。
不过，对武则天的防范心理，却直接体现在这道遗诏上了。
我们的读者中，如果有公务员身份的，马上就能看出：遗诏中最厉害的一点，是剥夺了武则天的执政权。不仅没有让她摄政（临朝称制），甚至不让她再过问政事——军国大事，如果新君能“决”，那就无须请示天后了。那么，天后平时干些什么呢？退休！
高宗在生前无力完成的事情，他想借皇位更替的机会一举解决。
白纸黑字，一句话，就让武则天退居二线。
其次是高宗对储君李哲的考虑。这个接班人，也让高宗十分头痛。李哲是个资质平平的人，远不及李弘、李贤，高宗与武后也并不溺爱这个“第三瓜”。李哲的浮出，完全是论资排辈，轮到他了而已。
在李哲监国期间，顽心不改，仍然大肆游猎，不像个干大事的样子。高宗与武后对他费尽了心思，除了加强东宫属官的力量之外，还特别立李哲之子李重照为皇太孙，目的就是让李哲安心，好好学习政务，多少要有个登大位的准备。
可是李哲对父母的这一番苦心并不领情，依然我行我素。在三年半的太子期间，几无长进。
高宗和武后大概也考虑过再摘瓜的问题。但是，太子是国本，目前已三易其人了，再换，不利于天下安定。况且四子豫王李旦年纪尚幼，又无特殊功绩，没什么过硬的理由可立为太子。李哲再不行，也得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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