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改御史台为左肃政台，负责监察在京各衙门、监军和出使。同时新设立一个右肃政台，负责对州县的按察。这一条倒是很实，就是把监察部的腿儿伸到了地方。
其五，尊李唐皇家的“祖先”老子李耳的妈妈为“先天太后”（一说是尊老子的夫人），规定“先天太后”的像要进老君庙。这一条，当然是影射。唐开国时，高祖李渊就认了老子李耳为远祖，后又尊为“太上元元皇帝”，立老君庙，几乎把道教尊为国教。现在武则天又抬出老子的老母亲来，其用意不言而喻。
总之这一套，是以《周礼》夹杂着神道仙家学说，推出来的一整套意识形态改革。可以看出，武则天这时主意已定，不仅要大干一场，也决心要“从头再来”。
这一系列动作中隐含的意图，让李唐宗室和朝中一些官僚们大惊失色。高宗入葬后，按理说就应该归政睿宗，现在不归政倒也罢了，还要大肆更改本朝的老规矩，这不是要变天么？
最为失望和愤怒的，大概要属裴炎了。他支持太后废中宗和临朝听政，本意是立李旦为帝，希望在睿宗的治下，宰相集团能有更大的施展空间。
而现在的情况，与他当初的设想是越来越远了。
武氏家族势力在急剧地增长，朝中的格局也有了很大变化。这使得裴炎集团感到极度不安，他们与太后短暂的蜜月期也宣告结束，双方开始产生裂痕。
就在改元十天之后，武则天之侄武承嗣上表，请太后追尊武氏祖先，立武氏七庙。这“七庙”是个什么东西呢？在古代礼制中，这是天子才享有的权利，即建立四亲（父、祖、曾祖、高祖）庙、二祧（高祖的父和祖父）庙和始祖庙。也就是《礼记*王制》里说的“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到后来，也泛指帝王的宗庙。
武承嗣的意思很明显，他是想顺势而动，鼓动太后建立新的“领导核心”。武则天也恰有此念，她认为，自己贵为太后，按礼却只能立“三庙”，显然是男女不平等，但是如果建七庙，那就成了天子之礼，属于僭越，又容易授人以柄。
在犹豫之中，她将此议交给大臣们去讨论。
裴炎对这个提议坚决反对。他现在已经完全看明白了：武则天绝非等闲老妇，而是一个千载罕有的政治女强人。大唐天下，危矣！他对武则天说：“太后母仪天下，当示以至公，不可私于所亲。独不见吕氏之败乎？”
这话说得很不客气了。但武则天似乎也有思想准备，振振有词地答道：“吕后以权委生者，故及于败。今吾追尊亡者，何伤乎？”死了的人就是抬得再高，于今天还能有什么大碍吗？
裴炎则坚持：“事当防微杜渐，不可长耳。”
武则天不听，下诏追尊自己的五代祖以下至父亲，各为国公和郡王，配偶为夫人或王妃，并决定在故乡文水立“五庙”。按古制，“五庙”是诸侯之礼，逊于天子，这也算是她稍稍做了一点儿让步。
武氏的侄儿一辈，武三思、武攸暨、武攸宁、武攸归、武攸望等，随后也都统统加官进爵。
在此之前早已得势的武承嗣，在政变之后就已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当年二月太后册立“嗣皇帝”睿宗时，就是由武承嗣主持的典礼，其地位已明显在裴炎和刘仁轨这班老臣之上。
立五庙这件事，成了裴炎与武则天决裂的导火索。武则天对老裴倒还好一些，虽然有所疏远，但还是比较倚重。而裴炎则不再抱任何幻想了，他认定：一个当代的吕后，已经出现了！
这件事，也直接催化了武则天与宗室及部分大臣之间的矛盾。面对武氏咄咄逼人的进取态势，心向李唐的一派人不胜愤惋，同时也不甘束手待毙。
政治气压之低，已是山雨欲来。
人心里的牢骚怨恨，如果压之过甚，就会喷发而出，由无形的情绪变为有形的行动。只是主宰者往往不大在乎绝望的人的心理。
令武则天万想不到的是，就在她兴致勃勃地导演托古改制大戏的时候，徐敬业“据扬州起兵，自称上将，以匡复为辞”。
“匡复”也就是要恢复大唐旧制。不意在繁华之地，陡然竖起了反武大纛！
这个徐敬业是谁？他就是武则天的得力臂膀、已故英国公李勣的孙子。因为爷爷李勣本姓徐，是被唐廷赐姓李的，所以当时叫“李敬业”。
这位功臣之孙，并不是个纨绔，还是有一些真本事的。他自幼就练武，走马如飞，射艺过人。长成后曾随李勣南北征战，勇猛异常，历任太仆少卿、眉州刺史等职，袭爵英国公。
此人有一点儿胆气，但他爷爷认为他未免太过狂妄。据说，高宗时，有“群蛮”聚众为寇，官军讨之不利，于是派了徐敬业去做刺史。州府派了兵卒在郊外迎接他，徐敬业让这些士兵们统统回家，自己单骑到了府衙。“贼”听说新刺史到了，都很紧张，磨刀擦枪严阵以待。
徐敬业对贼事却一无所问，待处理他事完毕，才抬头问：“贼安在？”部下答道：“在南岸。”于是徐大官人就带着两名下属前去查看，观者莫不惊骇——这刺史胆也忒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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