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王刚主席会谈时，普雷马卡吉甚至请求中国派遣特种兵去斯里兰卡歼灭“猛虎”组织，由他们负责筹措行动的经费。当然他也不抱太大希望，国际上对印军特种部队在斯国的遭遇着实哄传了很长时间。
王刚也明白不到万不得已，一国的元首是不会贸然请别国的部队入境的。他斟酌地说道：“我感谢阁下对我军特种部队的高度评价，不过他们并没有外面传闻的那么神奇，更不能作为雇佣兵来使用。老实说，我非常敬佩阁下的爱国精神，能带头让自己的子弟从军，到反恐怖战争的前线去杀敌立功。贵国朝野只要有这种精神，什么‘猛虎’也会变成赖皮狗的。”
王刚风趣的话语引起了与会者的笑声，他接着说道：“我们可以向贵国的反恐怖部队提供培训、技术装备上的支持。还可以通过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等互利的经济交往来加强贵国的经济基础，从根子上铲除孳生恐怖组织的土壤，也是增强打击力量的最有效的措施……”
普雷马卡吉感受到中国高层的诚意，这些实在的措施才是剿平“猛虎”的高招。美国曾是斯国最大的援助国，在斯国出口贸易中也长期居首位。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当美国经济向高科技转化，国际贸易竞争日趋激烈后，斯里兰卡对美出口就日渐萎缩。美援也逐渐减少，去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更令美援降到了象征性的程度，对斯国平叛于事无补。如果没有有力的经济支撑，想加大平叛力度就是一句空话。
其后双方谈出了一系列很好的经济合作、军事援助的协定。不过总统心中还有一个疙瘩，他委婉地问王刚主席：“能否请主席阁下介绍一下贵国对斯共革命运动和斯共武装的政策。”
这个问题源自斯里兰卡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重大变化。
擎红旗，战凶魔，斯共展新貌。
斯国的共运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中苏争论的影响很大，共产党组织一再分裂，形势相当混乱。前苏联的崩溃和东欧集团共产党政权的倒台，虽然让不少人对国际共运的前途产生了怀疑，但丝毫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压迫、剥削的本质。斯共内坚定共产主义者看到中国的红旗不倒，感到了希望。以沙哈勒·阿尔维斯为首的斯共党员重新组建了共产党，此时已经没有人来同他们争论谁更“正宗”了。阿尔维斯主席多次来华访问，与我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在重建斯共的同时，阿尔维斯完全改变了党的作风。首先是直面国内最大的问题──“猛虎”恐怖组织，他组织好几支工作队深入北部和东部泰米尔族的边缘地区，组织当地群众抗击“猛虎”的屠杀和破坏活动。后来这些工作队结合当地民众组建了游击队和根据地。其中最成功最出名的是德萨纳亚领导的一支游击队，他和其他队长都到中国来接受过游击战和反恐怖战争的训练。阿尔维斯还组织工作队前往南方贫困地区开展工作，不光是在城市搞募捐资助办小学和医疗诊所。还向山区农民传授先进的种植技术，帮助他们从银行得到贷款发展生产；领导种植园的工人与地主、资本家斗争，争取合理的报酬。
这些实在的、基础性的工作，使斯共声誉大振，队伍也大为扩展。在议会占有了2名议员，并在北部、南部地区控制了2个地区委员会。自然也引起斯国上层的注目，因为斯共组织民众武装抗击“猛虎”理论上是非法的，而且据情报部门估计斯国游击队的总数约1千5百人，也相当惊人了。可是军方既不能去打击，也没有能力打击这些游击队。
所以普雷马卡吉总统在争取中国的援助和合作时非常关心我国对斯共的态度。王刚的表态部分地消除了他的担心：“我党从毛泽东主席那一代起，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的革命。我党自身也遭受过外国共产党干涉，所以我们坚持不输出革命。斯共作为贵国的政党有权按照自己的理想发展自己的事业，我们不会干预斯共的政策。同时作为共产党，我党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支持世界上一切正义事业，包括斯共为抗击‘猛虎’恐怖组织的战斗，为贫苦的工农大众发展生产、争取平等权力的努力。”
此类问题大概也只能谈到如此的深度了。
其后双方的合作进展十分顺利。一大批斯政府军的官兵来我国接受装备和培训，我军也派遣了一批教官和顾问前往斯国工作。我国援助了2艘导弹护卫艇、4艘大型巡逻艇，一批电甲虫微型步兵战车、超轻型榴弹炮、越野车等适用的装备。作为回报我国的“华夏”卫星公司在南部山区奥帕纳凯附近获得一块土地建造卫星地面测控站。
我国完全改变了以往无偿援助搞大工程的做法，在北方和南方的贫困地区援建一批小学、乡村诊所，开设的银行以小额贷款支持农户、个体劳动者发展生产。最大的支持还是大规模扩大投资，在科伦坡开设了规模巨大的投资集团公司和贸易公司，在中南部山区投资环保林场、种植园和一批采矿项目；在南端的加勒港投资渔业公司，购买了捕鱼许可证。这些项目得到了斯共基层组织的大力支持，我国的这些公司安排了大批的斯共党员来我国培训。为了保护这些投资和华侨的安全，我方还申办了多家保安公司，合法地拥有一些武器。首批的投资就达1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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