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明天你和我一起去乘地铁。”
费利托夫上校醒来时没有头痛，这使他很高兴。他那“正常的”早晨活动同另一种没有太大差别，只是没有痛苦，也不上澡堂了。穿好衣服后，他检查塞在书桌抽屉里的日记，希望能按通常的程序把它销毁。他有了一个新的日记本，在旧的销毁后便可启用。头一天已经有一些关于激光新发展的情况，下星期他还要看到一份关于导弹系统的材料。
他走进汽车，往后一靠，比往常更加警惕，汽车行驶时他注视窗外。尽管很早，路上却有很多卡车，其中一辆挡住了他的视线，看不见某一段人行道。那是他的“材料遗失”暗号。他看不见那暗号的地方，心里有些不安，但他的报告很少丢失过，这事不太使他烦恼。那“传递成功”的暗号在另一个地方，总是很容易看见。费利托夫上校仰靠在座位上，从窗子注意看那个地方……那儿。他转过头去探寻那个地方，看那个暗号……可是那里没有。奇怪。另外那个暗号设了吗？今晚回家时他得注意检查。他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这些年来，他的报告有几次这样那样被丢失过，并且没有设置危险信号也没有接到过找“谢尔盖”，要他马上离开宿舍的电话。只是烦人的不便之处。好啦，上校放宽了心，盘算起他在部里的一天工作来。
这一回地铁里布满了人。足足有一百号二局的人分布在这个区段里，大部分是一般莫斯科市民打扮，有的象工人。后一种人操纵着遍布全地铁线上维修电路板里“黑色”电话线。那审讯员和他的在押犯乘列车在“紫”线和“绿”线上往返寻找一个穿西方外衣的盛装妇女。每天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乘坐地铁，但反特人员信心十足。时间对他们有利，他们的目标，那个女冒险家的形象特征也对他们有利。她可能不是那么守纪律，能把日常工作和秘密活动分开。这种事情过去发生过。出于一种信念——他们在全世界的对手也这样认为——保安人员坚持说，在本国搞间谍活动的人有些根本的缺陷。他们费尽心机，也难免早晚要自取灭亡。
至少在这个案子上他们说对了。斯维也特拉娜拿着一包用棕色纸包装的东西走进地铁车站。那交通首先认出了她的头发。发型倒是一般，但是她昂着头，有那么一点东西不同一般，有一种难以言传的东西使他指向她，结果他的手被突然按了下去。她一转身，克格勃上校看了一下她的脸。这审讯官看见她悠闲自在，比别的过往乘客（那些表现出莫斯科人那种可憎的冷淡神情的人们）更有甚之。他的第一印象是，她是享受生活的人。
他向一个小无线电里说了几句话，当这妇人上了第二趟列车时，她就有了陪伴。跟她一起上车的这个“二”字号戴着一副耳机，很象是耳聋助听器。在他们后面，在车站上掌管电话线路的人向全线各站的人员发出警号。当她下车时，整个跟踪小组已作好准备。他们跟着她走上长长的电动扶梯直到街上。这儿已经有一辆小汽车，更多的人员开始了监视的常规行动。至少有两个人老是盯住这个监视对象；由于参加追捕的人越来越多，这近距离执勤的人员在组内迅速地轮流更换。他们跟着她一直走到马尔克萨大街莫斯科饭店对门的国家计委大楼。她一点也不知道有人在盯她的梢，甚至根本没想看看有无此种迹象。不到半小时，二十张照片冲印出来了，给这个在押犯看，他绝对地肯定是她。
往后的步骤更加谨慎。克格勃人员从大楼的一个警卫那里打听到了她的名字，又告诫他不得向别人说起这次调查。有了她的名字，中午时分，一个完整的个人档案就建立起来了。那审讯官经管着本案的各个方面，吃惊地发现斯维也特拉娜·瓦涅也娃是一位老资格中央委员的孩子。那事情就复杂了。很快地，这位上校收集了一些别人的照片去考验那个在押犯，可是他又从六张照片中挑对了那个女人。一个中央委员的家属不同一般——但他们已验明身份，又是要案，瓦吐丁去向局长请示。
下一步发生的事就微妙了。克格勃虽然被西方认为无所不能，也总是屈从于党的机构，牵涉这么一个有权势的官员的家属。即便是克格勃也需要得到允许。二局局长上楼去找克格勃主席。三十分钟后他回来了。
“你可以把她抓起来。”
“那中央委员会书记……”
“还没有通知他。”将军说。
“可是……”
“这是给你的命令。”瓦吐丁接过一张手写的纸，上面有主席的亲笔签名。
“瓦涅也娃同志？”
她抬头看见一个穿便服的人——国家计委当然是一个非军事机构——在奇怪地看着她，“有什么事吗？”
“我是莫斯科民兵的克列门蒂·弗拉基米罗维奇·瓦吐丁大尉。我要您跟我去一趟。”审讯员紧盯着她，想看有什么反应，结果一无所获。
“究竟为了什么？”她问。
“可能您能帮助我们去认清一个人。我不能在这里说得太多。”那人抱歉地说。
“需要很长时间吗？”
“可能几小时。完事后我们可以派车送您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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