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善不仅与他们谈天说地，还特别礼遇、敬重这两位先生。
尤其是文廷式（光绪时被录为榜眼），长善尤其欣赏，深交之后，将年幼的珍妃、瑾妃交给这位具有开明的教育思想家管教。
文廷式不同于旧式官宦家庭延请的西宾，只教女学生读书，无非让她们初通文字，谨守妇德，更好地相夫教子，而文廷式则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在自己的《文芸阁先生全集》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之最要之处是重视“小学”和“妇学”。
他认为一个人是否可以成材，关键在于他在青少年时代是否受到良好的教育。
同时，女性的教育也非常重要，读书不是男人的专利，还要“使妇人日以学问为乐”。
更可贵的是，他不仅仅局限于要求妇女和儿童受到同样的教育，还进一步提出若女性可以受到良好教育，她们就能够在与孩子朝夕相处的过程中提高孩子的素质，进而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
因为人在１０岁以前，最重要的老师就是自己的母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但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的母亲，在社会风气和传统的压力下，十之八九都是文盲，她们对家庭以外的事情本来了解就很少，如果她能够让自己的孩子懂一点日常生活的基本礼节，就已经是很不错的母亲了，更少有母亲有能力做到让孩子稍稍了解一点为学之道。
所以“妇学不明，则小儿之幼学己误”，孩子早期教育的不足是因为母亲受教育程度过低导致的。
文廷式让“妇人日以学问为乐”，懂“外事”的观点，一扫传袭已久的陈腐风气。
这种从女性入手提高整个民族素质的思想，现代人看来是常识，而在提倡“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清末，对年纪尚小的珍妃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之声。
文廷式在给珍妃讲课时，珍妃立即发现自己的这位老师和以前伯父请来的私塾先生大不一样。
父兄的宠爱，师长的开通，使她并不像其他大家闺秀一般，谨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
她的天性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压抑，而且还接受了不少文廷式有意无意灌输的维新思想。
原来，作为一名女性，除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阁生活，还有另一种更让人神往的生活方式，她内心之中为此萌发出丝丝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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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姻缘
光绪十三年冬，光绪皇帝在体和殿选秀女。
在层层选拔之后，还剩下最后５名备选的秀女。
其中，有慈禧太后的亲侄女，还有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以及珍妃、瑾妃。
第一次来到皇宫内廷，珍妃的心情格外紧张。
她在家就听母亲说起，选中皇后者，皇帝递如意；选中妃嫔者，皇帝赏荷包。
光绪将如意递给了慈禧的侄女，将一对荷包，分别赏给了自己和姐姐。
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农历十月初五，礼部左侍郎长叙终于接到朝廷懿旨，册封他的两个女儿为光绪皇帝的瑾嫔、珍嫔，于是姐妹从已经相当开化的广州来到泥古不化的京师。
皇宫里的生活对珍妃来说，是既陌生又新鲜的。
在这里，她听到了更多关于慈禧的传言。
宫人们私下里议论，同治死后，朝廷为什么没有从其下一代“溥”字辈当中选择继承人，而是选择了和同治同是“载”字辈的光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慈禧想继续掌握实权。
要知道，做了太后，就再也没有“垂帘听政”的资格，而且还要把权利移交给和慈禧本来就不和的同治皇后阿鲁特氏。
这在慈禧看来是不可能容忍的事情。
因此，尽管民间颇有微辞，甚至还有一个叫做吴可读的文人以死相谏，希望朝廷能够立同治的下一辈为帝，但是谁都改变不了慈禧的意愿。
在选皇后这样的问题上，有了阿鲁特氏的教训，慈禧特别希望皇后是自己的心腹，这样既可以在管理后宫时少些障碍，又可以借此继续控制皇上。
珍妃听说，皇上在选妃时，原本是非常喜欢江西巡抚德馨的二女儿的，但是由于慈禧担心她将来和皇后争宠，干脆将德馨的两个女儿都打发回了家。
身为皇上，不仅不能独立地执掌国家朝政，甚至也不能为自己的婚姻做主，珍妃不由得对自己原本生得清秀的丈夫又生出许多怜悯之情来。
珍妃长得漂亮、天性聪明、又有才干。
而且她初来乍到，还没形成那么多的人事纠葛，这位姿容曼妙，气质卓然的东方女性，是死寂的紫禁城里一束温暖的阳光。
年轻的光绪皇帝，本来就不喜欢由慈禧做主为他挑选的隆裕皇后，珍妃的出现，更使他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爱情给予了这个入宫时年仅１３岁的皇妃。
有些野史甚至宣称，光绪皇帝喜欢珍妃，是因为他生理上有缺陷，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所以对后宫诸位妻子都没有什么兴趣，并且曾经让长自己几岁的隆裕皇后颇有怨词。
而年纪尚小的珍妃，还不谙人事，恰好是光绪一个不错的玩伴。
不管这段传闻是否可信，光绪皇帝对珍妃的确有着特殊的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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