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光绪一时高兴，赏给珍妃坐八人抬的大轿。
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偏偏被慈禧碰到了。
慈禧不仅把珍妃痛斥了一番，而且为了警告珍妃，把轿子也给毁了。
这件事本由光绪起，光绪得知后也很尴尬。
因此，当隆裕为此事在光绪面前说起珍妃的不是时，光绪不由得大为恼怒，把怨气全撒到了隆裕的头上。
据后来一位刘姓宫女回忆，光绪当时甚至动手打了隆裕。
这样一来，珍妃不仅引来了隆裕的怨恨，而且慈禧知道以后，愈发觉得珍妃把皇帝带坏了。
过了不久，光绪用库存的珍珠和翡翠做成了一件珠光宝气的旗袍，偷偷送给了珍妃。
不想珍妃私下穿着与光绪在御花园里散步时，竟然被慈禧撞见了。
慈禧大为生气，因为凭着珍妃的等级，无论如何也不能穿着如此珍贵的服装的。
慈禧不仅当即让太监脱掉了珍妃的这件外套，而且还杖责了珍妃三十下，慈禧就是要借此给珍妃点颜色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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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纳风波
光绪二十年，慈禧六十大寿。
为了庆祝自己的生日，特许王公大臣、后宫嫔妃普升一级，珍妃和姐姐瑾妃当时还为嫔，于是也依例将在该年的十月晋升为妃。
但是尚未等到正式册封，就发生了一系列让珍妃难堪的事情。
这一年，一个叫耿九的人，希望谋取粤海道官职，还有一个叫做宝善的人，希望出钱免罪，他们于是行贿了与珍妃较为亲近的两个太监：王长泰（王有儿）、聂德平（十八），都指望疏通珍妃之后，她能找机会在光绪面前美言几句。
珍妃毕竟还太年轻，在太监的游说下，根本没有细想这种事情的严重后果，便做了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答应了替他人跑官。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光绪二十年甲午（１８９４年）四月间，珍妃又为玉铭谋得四川盐法道的肥缺。
按例新官放任，后妃流苏簪二皇帝需要召见一次。
光绪在召见时问玉铭曾在哪一衙门当差？居然回答是在木厂，光绪惊讶之余，要求玉铭当场写下简历，玉铭竟“久久不能成字”，光绪大失所望，只好另下一旨，说明新授四川盐法道的玉铭，在皇上询问其公事时，大多都并不熟悉，不能再授予这个职位。
其实在清代，买官（即捐纳）并不是地下交易，而是政府许可行为。
清代中国选官有三种途径：荫封，科举，捐纳。
所谓捐纳，即平民通过捐纳财物来获得官职；生员可以通过捐纳财物成为贡生和监生；也可以得到低级官吏的虚衔或实任，官吏通过捐纳财物可以晋级。
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年），清朝正式颁布了制度，以后历朝沿袭，且捐纳数额愈来愈大，由捐纳而得官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一直到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才明令禁止。
很多著名的人物都是由捐纳走向仕途的，著名文人李慈铭，洋务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华衡芳、徐寿、李善兰、郑观应、薛福成，甲午战争中牺牲的北洋舰队“致远”号管带邓世昌，他们中甚至还有“戊戌六君子”之中的谭嗣同、杨深秀，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家徐锡麟等等。
清代的捐纳和现代人理解的“买官鬻爵”还是有所不同的。
但珍妃却在不知不觉中得罪了以慈禧、李莲英为首的利益集团。
《国闻备乘》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总管太监李莲英有养子四人，福恒、福德、福立、福海，各捐郎中，分列户、兵、刑、工四部候补，亟请于孝钦谋实授。
一日，刑部尚书葛宝华入见，孝钦以福海托之，宝华曰：‘与以小乌布则可，补缺当遵部例，臣何敢专？’孝钦默然，不敢言破例也。
鲁伯阳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简放上海道。
江督刘坤一知其事，伯阳莅任不一月，即劾罢之。”“乌布”，是满语中差事的意思。
在清代，各部郎中以下的官员，凡实际负责办事之人，都称为“乌布”，是较为低级的官员。
慈禧想帮李莲英为其四个养子说情谋官，结果都被刑部尚书以“补缺当遵部例”的理由给驳了回来，而且只肯给“乌布”这样的低级职位。
而同样性质的事情，珍妃却通过光绪为他人谋到了清代为正四品的“道员”职位。
这件事情被人揭露出来之后，使得慈禧对珍妃极为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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袒而杖之(1)
连续发生的变故，像噩梦一样缠着珍妃。
惊魂未定的她，原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没想到，还有比这更坏的事情。
同年，隆裕皇后也想在光绪面前说情，为舅舅谋福州将军的缺。
为了保证事情万无一失，她想到光绪最宠爱的是珍妃，便希望珍妃为她出面。
珍妃出于各种考虑，认为自己不方便出面，于是对隆裕皇后说：“谁去说都是一样”。
对珍妃的回绝，隆裕大感意外，认为珍妃根本没有把她这位“六宫之尊”放在眼里，不由得恼羞成怒，跑到慈禧那以恃宠卖乖、欺压皇后的罪名告了珍妃一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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