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不能明白地活着，总希望能死个明白。
但要做到死个明白，对年氏也是个奢望。
其一是，很多问题的真相她无从得知；其二是，回光返照的时间本来就不长，要思索的太多了。
她的痛苦，也许就在于命悬一线时竟然恢复了清醒，淤积在头脑中的不得其解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凸现了出来：年羹尧以及舅舅隆科多为什么同时被雍正弃之如敝屣？难道真的像雍正所说的“朕御极之始，将隆科多、年羹尧，寄予心膂，毫无猜防……孰知朕视为一体，伊等竟怀二心……几陷朕于不明……唯有自咎而已……”雍正凭什么在“御极之始，将隆科多、年羹尧，寄予心膂，毫无猜防”？究竟是年羹尧以及舅舅隆科多欺骗了雍正，还是雍正要卸磨杀驴、杀人灭口……雍正为什么对藩邸旧人戴铎也要翻脸，斥责戴铎“肆无忌惮……曾在朕前有不法之语……朕深知戴铎行止妄乱，罪实当诛……”戴铎同雍正的关系比同年羹尧要密切多了，雍正在元年曾把戴铎派到年羹尧那里去当布政使，其中未必不含有暗中监视年羹尧之意。
“罪实当诛”的戴铎，究竟身犯何罪？是监视年羹尧不力，还是对雍正即位的内情了解得太多……以至雍正为了怕落下“杀戴铎以灭口之名”，而不得不推迟对雍正泰陵（位于河北易县，称清西陵）戴铎的处置……年氏已经感到：雍正并不想把陵寝选在康熙的景陵附近，如果雍正即位真的体现了康熙临终的意愿，为什么总想在易县另择万年吉祥地，而远离康熙的陵寝？以至乾隆即位后不得不兼顾遵化的孝陵、景陵与建在易县的泰陵，而做出今后皇陵的建造要按照昭穆分葬遵化（即清东陵）、易县（即清西陵）的规定。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年贵妃的身心终于得到了解脱，一个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不仅是生命的负荷也成为死亡之旅的重负。
而最令人回味的是，年贵妃的棺柩同雍正九年去世的皇后乌拉那拉氏的棺柩最终一起进入泰陵的地宫，同雍正合葬。
无论生前还是死后，年氏都走不出雍正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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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死年家
皇贵妃的封号，并未能减轻年家所经历的灾难。
自从雍正让朝廷内外大臣就如何处置年羹尧具疏上奏、各陈己见之后，面对杨名时的“保全”之议，雍正就感到要处死年羹尧还存在阻力。
虽说提出此议的只是杨名时一人，实际上很多人未必不赞同“保全”，只不过没有杨名时的胆量罢了。
为了处死年羹尧，对符瑞兴趣盎然的雍正便想到了纬……于是精心策划的一幕在年贵妃去世后１３天发生了。
一只老虎在十二月初三溜达到朝阳门，入夜之后从东便门爬上了城墙，在城墙上漫步来到了前门，之后就又窜到马路上，径直奔入年羹尧家，窜到年家的房子上……到第二天天亮，老虎闯进年家已经传遍北京的大街小巷。
九门提督也率领士兵来到年家，在后花园中把虎给扎死了。
年羹尧出生时有“白虎之兆”，在年家扎死老虎自然也被看作一种征兆。
雍正对此事的批示是：对“年羹尧，朕正法意决矣。
如此明彰显示，实令朕愈加凛畏也，朕实惊喜之至。”“朕惊喜之至”活脱脱地揭示出雍正心中的窃喜。
本月十一日，赐年羹尧自尽；年羹尧之子年富处死，其子孙１５岁以上者发配云南、广西充军；未到１５岁的在长到１５岁时发配，其子孙永不许赦回，也不许做官；年羹尧的家产籍没充公。
至于其父兄均被革职，不再追究。
年羹尧的灾难还株连了一个同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此人就是汪景祺。
汪景祺是浙江杭州人，出自官僚家庭，他的父亲曾担任过国子监祭酒、户部侍郎，但在康熙四十五年因主持顺天（即北京地区）乡试而受到科场案的牵连被革职。
汪景祺在３８岁中举（康熙五十三年），却未能沿着科举之路步入仕途。
汪景祺在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前往陕西，准备投奔时任陕甘总督的年羹尧，拟充当一名幕僚，他把途中见闻以及原来的诗文，编辑成《西征随笔》。
汪景祺到达陕西后发现，曾是雍正心腹之臣的年氏已经顿失圣眷。
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年）四月，年羹尧调至杭州任将军，该年年底，在查抄年羹尧在杭州的家产时，发现了汪景祺的手稿《西征随笔》。
汪景祺在“历代年号论”中谈到明英宗年号“正统”（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也先俘虏）、明武宗年号“正德”（明武宗以不理朝政而声名狼藉）、元顺帝年号“至正”（元顺帝被朱元璋推翻）的“正”字有“‘一止’之象”。
而雍正的年号中也有“正”字，这自然让雍正皇帝联想到所谓“一止之象”。
汪景祺的手稿中还有“功臣不可为”等内容，自然让生性多疑的雍正同年羹尧、隆科多的失宠联系到一起。
雍正对《西征随笔》一案极为重视，在汪氏手稿上批有“悖谬狂乱”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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