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王朝堪称最软弱的王朝，皇帝昏庸无能，只知道苟且偷安，偏安一隅。有诗讽刺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皇帝全无作为，奸臣当道，朝政腐败，偏安的局面并不能维持长久，南宋因而成为历史上又一个“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政权。
第63节：偏安的最后岁月(1)
南宋灭亡后，一些文人义士坚持抗元，最后或以身殉国，或遁迹山林，誓不仕元，成为所谓的“遗民”，而南宋遗民诗人的作品也在遗民诗史上写下极为重要的一章。这其中，富有代表性的作家有谢枋得、汪元量、谢翱、郑思肖、张炎等人。
谢枋得曾率兵抗元，结果兵败，南宋灭亡后被迫流亡。元兵为了缉拿他，将他的妻子李氏和两个儿子都逮捕下狱，李氏不屈而死。这样的家国之恨，使谢枋得情不能遏，写下了大量诗文。后来，元世祖忽必烈诏召天下人才，集贤殿学士程文海荐举宋遗民二十二人，以谢枋得居首。谢枋得坚辞不就，写下了著名的《却聘书》：“人莫不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若逼我降元，我必慷慨赴死，决不失志。”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凛然气概。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急于邀功，捕获谢枋得，强行将他押解至大都。谢枋得坚贞不屈，绝食而死。
汪元量擅长操琴，原为南宋宫廷著名乐师。南宋太后谢道清被元军俘虏后，汪元量随谢太后一起北上。所作的《越州歌》《湖州歌》《醉歌》等均为纪实诗篇，记录了南宋覆亡前后的史实，叙述周详生动，通过抒写亡国之痛、离乱之恨，寄托了对国家兴亡的伤感之情，被称为宋亡的诗史。
谢翱被誉为“宋末诗坛之冠”，曾为文天祥的谘议参军，文天祥遇害后，他为了逃避元军的追捕，一直隐藏在东南一带。《登西台恸哭记》为哭祭文天祥而作，曲折地表达了沉痛悲愤之情，情真意挚，感人至深。《书文山卷后》是哀悼故国和亡友的泣血吞声之作，字字血泪，令人荡气回肠。
郑思肖为当时著名诗人兼画家，宋亡后始终不忘故国，画兰花不画土根，以喻自己无国土可着之意。他将手抄的书稿《大宋铁函经》用铁盒密封后投在苏州永天寺的一口枯井里，直到明朝崇祯年间，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被发现刊印，此书亦称《井中心史》。
张炎在宋亡前为富家公子，其祖父张濡和父亲张枢均是当时地位显赫的人物。然而，当元军攻入临安后，张炎的生活同宋王朝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的祖父被元人杀害，家产被掠，父亲张枢随后也下落不明。张炎侥幸逃脱，在惊惧中漫游于江南一带，长达数十年。因家道中落，贫难自给，最后沦为“文丐”，在穷困潦倒中死去。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充分体现在他后期的诗作中，沉郁悲壮，感慨凄凉，代表了其同时代南宋亡国文人士大夫的共同遭遇和心情。
一 光宗惧妻
宋光宗赵惇为宋孝宗第三子，为孝宗原配郭氏所生。郭氏出身名门，为宋真宗郭皇后外家的六世孙。郭氏在宋孝宗继位前病死，后被追封为皇后。郭氏共生四子：长子赵愭，封邓王；次子赵恺，封庆王；三子赵惇，开始封为恭王，也就是后来的宋光宗；第四子早夭。按照宗法，郭氏的儿子均为嫡子，于是宋孝宗先立长子赵愭为太子，但不久后赵愭病死。按照顺序，太子位应该轮到次子赵恺。但宋孝宗更偏爱三子赵惇，认为赵惇“英武类己”，而次子赵恺过于宽厚仁慈，其实就是嫌赵恺窝囊软弱，赵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幸运地立为太子。不过，公平而论，宋孝宗本人并非什么英武之辈，他的宝贝儿子赵惇更非“类己”。
赵惇当上太子后，开始尚对宋孝宗毕恭毕敬，宋孝宗情绪好时，赵惇也“喜动于色”，宋孝宗不高兴时，赵惇则“愀然忧见于色”。但他并非真心对父皇谦恭，不过是为了保住储君之位而被迫做出来的表面文章。这样表面的文章做得久了，难免会有所厌烦。过了四十岁以后，赵惇已经当了十几年的太子，便开始有意无意地暗示宋孝宗早日传位。有一天，赵惇故意对宋孝宗说：“我的胡须已经开始白了，有人特地给我送来了染胡须的药，不过我没有用。”这弦外之音就是你儿子都已经一把白胡子了，该过过当皇帝的瘾了。宋孝宗自然明白儿子的心意，却故作不明白，严肃地回答道：“白胡须有什么不好？刚好可以向天下显示你的老成。”
第64节：偏安的最后岁月(2)
赵惇碰了钉子后，不敢再公然试探，转而讨好太皇太后吴氏（宋高宗皇后），想靠太皇太后的力量来取得皇位。吴太后也明白赵惇的心意，曾经向宋孝宗暗示过，但宋孝宗却说太子还需要历练。这一系列的事件，在赵惇心中留下重重的阴影，从而直接导致他开始疑惧自己的亲生父亲。
一直到淳熙十六（1189年）二月，宋孝宗因为要为宋高宗服丧，才主动禅位给太子赵惇。四十三岁的赵惇终于盼到了朝思暮想的皇位。最讽刺的是，他一直迫不及待地要当皇帝，登上帝位后却无所作为。不仅如此，之前他对父皇的种种嫉恨，开始在各种外力的因素下逐渐诱发，从而导致了长达数年的“过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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