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呢？”原本向问孙毅的，却看见孙毅在喝酒，便转移到司徒云海身上。
“我是南通人，以前是保安团的士兵，我的父母是渔民。”似乎触及到了他内心不愿提起的伤痛，司徒云海闷了好一会才说起自己的事：
“民国21年（公元1932年――作者注，下同。）1月底，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将军的带领下，奋起抗击，当时的局势非常紧张。我的父母和两个妹妹就在那一年的2月初，在长江上被日本人的商船撞沉了。至今连尸首都没有找到。可怜我那最小的昧妹才九岁……”说到这件惨事，司徒云海忽然捂着脸失声哭起来。
没有人去劝他。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伤心事。哭一哭或许会非常减轻心里面的悲伤。
哭了一阵，司徒云海擦干眼泪继续说道：“那时我就和鬼子结下深仇了。老子就是搞不懂，我们和鬼子在上海打得那么激烈，为什么这日本的商船还能在江面上畅通无阻？为什么这仗打完了，我们却不能在上海、苏州驻军？”
为什么不能驻军，肖彦梁倒是知道。民国21年在上海爆发的1.28淞沪抗战，他也曾经为前线捐了一个月的工资。很多情况只能从报纸上看到。当时在1.28淞沪抗战的前不久，也就是民国20年的12月15日，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集三“主席”于一身的蒋主席刚刚宣布下野，国民政府一团遭，竟没有向上海派遣过增援部队！
后来在5月5日，双方在上海签订了《上海停战协议》(又称《淞沪停战协议》)，规定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安亭、昆山、苏州一带地区驻军，而日本可进驻“若干”军队。这就是司徒云海说的“不能在上海、苏州驻军”的来由。
肖彦梁还记得，曾经有小道消息说，不派增援部队，是蒋主席的密令。因为蒋主席于民国21年1月11日，在老家奉化溪口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讲话，表示“不可轻言绝交宣战”，中国只能作“外交之抗争”、“经济之抗争”，但“不订丧权割地之条约”，同时防止“不逞之徒”乘机“倾覆政府”。否则“如果对日开战，三天就要亡国”。
联想到国军对共产党的几次围剿都大败而归，肖彦梁此时方才明白蒋主席后来说的话：“民国21年‘一二八’淞沪之战，共匪乘机扩大了湘赣粤闽的‘苏区’，就在瑞金成立所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豫鄂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相互联系，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皖豫七省，总计面积至20万平方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慌，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这时候朝野人士看清了国家面临此两个战争，为了挽救着严重的危机，又一致要求我复职，继续承担困难。我乃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那时，已经应该改口叫他“蒋委员长”了――他在３月６日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
简单地把司徒云海刚才说的向几个人解释了一下，肖彦梁示意司徒云海继续说。
“再后来，十九路军被调到了福建。有一次我跟随我们大队长参加县长的宴会，在喝酒的时候，县长故作神秘地问我们大队长：‘嘿嘿，知道十九路军为什么调到福建吗？’大队长说不知道，那个狗日的县长回答说：‘委员长说了，十九路军那么能打，日本人都打不过他，就调他们到福建打红军去。’我当时那个气，恨不能一枪毙了县长。
过了一年，就是（民国）22年年底，听说十九路军和共匪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议》，发表了《人民权利宣言》，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我们被命令准备集结南下，进入福建剿灭叛乱。
我心里矛盾的很。我想不通，为什么要剿灭一支英勇抗战的军队？他们的所谓叛乱，也就是因为国民政府不抗日，一味退缩造成的。后来没等我们南下，（民国）23年年1月叛乱被平息，我们也解除了警备。又过了一年，我退伍不干了。在这样的不抗日的队伍里有什么好干的？还不如拉黄包车。
（民国）26年8.13淞沪抗战爆发，我想重新参军打鬼子，可是等我赶到原部队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上海上了前线，我当时心里的那个悔，肠子都悔青了。没法子，只好继续拉黄包车。不久，国军大撤退，南通被鬼子占领了。进了城，鬼子到处杀人抢东西，我就咽不下这口气，找准机会，用家里的菜刀杀了三个闯入我家的鬼子。当然我也没敢出门，出门肯定被打死。后来局势稍稍换了一点，鬼子又四处抓民夫，给他们挑东西，往东边走，就这样，我也被抓了。
沿途走的都是日本鬼子，和他们一起的还有我们这些大量的民夫。路边上到处是尸体，有被奸杀的女人，有被撕成两半的孩子。看得多了，也就麻木了。原本想到了目的地，鬼子应该把我们放了吧？因为我看见有些鬼子队伍扎营以后，会给民夫谢一张纸条，把他们放了。我就想，我在家还藏了一条枪，放我回去，老子就去和鬼子拼命。可是后来又遇到一件恐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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