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后记(3)
这一措施的目的本来是要对犯人的审讯和供述进行平行比较，却让情报局从他们的有关希特勒之死的信息中发现了一系列矛盾。但是，将犯人严格地隔离审讯只是计划的一部分。战犯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同时还建议，“给每位被调查的犯人安排一名狱内间谍”。
苏联情报机构的这个大名词背后隐藏的就是普通的间谍活动。此外，为了不仅仅依赖他们的供述，还在每个狱室安装了监听器。总局各部门也接到命令，将迄今收集到的有关希特勒自杀的所有材料交给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同时命令莫斯科的战俘营，继续从犯人中找出那些在第三帝国的最后几天呆在元首掩体里的人员。
在莫恰吉斯克的第297号战俘营里发现了党卫军三级突击队中队长汉斯·霍夫拜克和约瑟夫·亨舍尔。这两位曾是帝国保安处人员，属元首警卫队，他们也被立即关进了布提尔卡监狱。但战犯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的战俘营内未能找到其他的目击证人。
令人注意的是，内务委员会没有再设法同它的竞争对手斯梅尔希或军事情报局进行联系。战俘和拘留人员管理总局即没有请求内务委员会审讯关押在那里的证人，如汉斯·拉滕胡贝尔，也没有要求转让或复制内务委员会或军事情报局那里的“希特勒一案”的档案材料。
可以看出这里存在两种观点，它们对《希特勒档案》也具有特别的意义。第一是对整个调查工作的严格保密。除了情报局长贝利亚，只有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苏联情报头目伊万·A·谢罗夫大将、战俘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局长米歇尔·S·克里温科少将、他的副手阿马亚克·科布洛夫和战俘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执行处处长维克多·A·德洛斯多夫少将知道“神话行动”。另一方面，各部门相互之间严格分开，在斯大林独裁统治下它们的竞争关系也很明显。为了维护多元结构的统治，斯大林很重视不让各情报部门之间有任何接触，并将情报领域的所有管辖权全部集中在他的手里。
出于保密的原因，新送进达布提尔卡监狱的和《神话行动》有关的囚犯都得到了一个化名。鲍尔被内务委员会取了伊斯沃切克的化名——译成德语就是“出租车司机”，林格的化名是一目了然的“仆人”，罗胡斯·米希在档案里叫做“接线生”，汉斯·霍夫拜克叫做“宪兵”，约瑟夫·亨舍尔叫“警卫员”，总理府话务员埃里希·林斯叫做“电信器材”，他也是通知希特勒遗嘱的人。
1946年2月中旬开始的审讯很快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由于使用了内务委员会惯用的折磨方法——殴打，不许睡觉吃饭，威胁要对亲属采取行动，同时许诺合作有奖，很快就打垮了这些人最初还存在的抵抗。1946年2月27日进行的剥夺被捕者的战俘身份、改称战犯的方法也特别有效。
在被迫夺走军装、换上普通囚服，并将配给降到相应的苏联标准之后，大多数人都崩溃了。用“狱友”刺探的方法也很奏效，他们向内务委员会审讯员提供了他们想要的具有德国式细致特征的材料。
“狱友”通常是在审讯证人的同时跟他们的苏联指挥官“碰头”。这些特务不仅试图找出被捕者所作供述或主动报告中可能存在的矛盾，他们也特别仔细地观察审判官的恫吓方法的效果。
“B-III”号间谍在1946年2月20号提供了鲍尔的下列情报：“他很怕报复，料想在审讯时没有好果子吃，同时他的病腿、他的家庭的命运和究竟还要在监狱呆多久的问题也让他很不安。料想会被折磨，他只遗憾没有自杀。”几天之后鲍尔真的被一名审讯官打了，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林格的狱探“波希米亚人”甚至进行了心理分析：“林格记忆力很好，他只是在装疯卖傻。审讯时他不老实，指望他的供词无法对证，因为只有一个人——鲍曼——知道他知道的事情。仅仅一天之后那位狱探就要求审讯官继续他的强硬路线，因为它生效了：“林格这下害怕了，再这样严审几天，他肯定会如实交待。
只有京舍身边的间谍未能取得他的信任，这位党卫军军官压根不相信他的狱友，所以后者几乎没能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在从1946年2月中旬到3月底的审讯期间，跟先前一样，情报机构军官们最感兴趣的是希特勒自杀的详细情形及有关他个人的领导风格及生活方式的具体信息。他们对纳粹政府的政治牺牲品、违反国际法的战争及系统屠杀犹太人等内容不太重视。他们也不追查德国军备工业的情况，无论对喷气式战斗机、火箭武装，还是对德国的原子弹研究都没有兴趣。相反，他们却将审讯记录及间谍报告中有关下列内容的报告做了标记，如“希特勒在阿根廷有很多国际友人”，“女人在他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和“这位独裁者指示他的亲信销毁他的遗体”等。
这些审讯一开始似乎证实了希特勒在服毒的同时开枪自杀的说法。为了彻底弄清真相，决定于1946年初夏去柏林的事发现场查看。同时，负责“神话行动”的军官们计划对斯梅尔希发现的尸体重新解剖。为了能更好地核实在莫斯科取得的证词，也将关在布提尔卡监狱里的关押人员带去了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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