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放慢脚步，似乎怕惊扰什么人。在这几十平方公尺的山坡上，我见到了至少7组铭文。这错落有致的铭文，使山坡组成一处名副其实的“碑林”，不过碑体的制式不得不作了改变，由直立的石碑变作平躺在大地上的铭文。除了“敦煌天杰”，其他的铭文都不那样清晰了。但我看除了“敦煌天杰”是工整得有些拘谨的汉字（美术字），其他全应该是蒙古文字。在“敦煌天杰”的正前方，是另外一组黑石镶嵌的字迹。我2003年10月为“敦煌天杰”拍摄的相片中，它已经残缺不全了。
娜仁娜走到跟前，说：“杨老师。我看这几个字像是蒙文的‘巴特尔’——英雄。”我仔细辨认着那一簇黑色砾石，在大地衬托下，黑石似乎在闪闪发光。我不认识蒙古文，但我感到娜仁娜说得对。因为我判断，“敦煌天杰”，无疑是对上面这一组残缺文字的释义。更准确的说法是：“敦煌天杰”，就是看到那个残缺字迹（当初必然并不残缺）之后才萌生的赞词。
在整个“碑林”，我认为出现最早的一组，是一个鄂博（敖包）。这个鄂博只堆放了不多的几块石头，但它无疑是个鄂博。在它的上方，是“6·20”几个数字，下方也有几个数字，应该是“1992”。第一个“9”笔画已经不完全。
我们即将离开碉堡山时，一个同行者自语道：“只有‘敦煌天杰’是清楚完整的，其他全有残缺。为什么？是有人蓄意破坏吗？”我没说话，但对此我的回答则是明明白白的：那证明，其他的字迹出现要比“敦煌天杰”早。也就是说，这些“碑铭”，是历次、而不是同一时间制作出的。
“英雄”－“敦煌天杰”－鄂博－碑林。我见到的、或说发现的，不但未能发蒙解惑，反而使我有一种又回到起点的挫折感。
大风如鞭，对赤裸的山野不分青红皂白地实施着刑罚，酷寒肢解了残破山体，那些从来就没有真正发生作用的堑壕，如同为丘陵戴上沉重的桎梏。黑喇嘛和他的要塞，从1924年那个沉阴的午后起，就在这里示众。经历了81年无情的鞭笞与严酷拷问，这场旷日持久的缺席审判，仍然未能作出一个公正的判决。而我的工作，则是为“判决”提供一份全新的证词。我已经决定，不管多么艰难甚至多么难堪，我的“证词”要尊重历史本身。
我们的越野车从碉堡山出发，穿越黑戈壁，前往出发点——酒泉。黄马鬃山、黑马鬃山，从我们身旁掠过。
自从离开碉堡山，就下开了雪。
这场春雪从3月12日我们离开碉堡山，一直下到16日我离开酒泉。2000年12月3日，我们就是在大雪降临后离开的乌鲁木齐郊区的安南工，2001年1月4日，我们离开时小河正静静地伫立在罗布荒原罕见的大雪中……
一路上，我们路经了音凹峡、桥湾、玉门镇，在音凹峡边检站，又与“酒泉－公婆泉”的班车相逢，又见到了那个开着自家的重型卡车在黑戈壁跑运输的细瘦姑娘。
雪，时大时小，但从未中断。在冥想中，风力发电的细高的电杆与飞速旋转的螺旋桨叶片，化成挥舞利剑与亘古长风拼搏的“唐吉珂德”。那么，我是桑乔呢？还是那匹驴子？
越野车即将进入酒泉市。我望着在风雪中匆匆的行人与车辆，轻吟起如下诗句：
这是美好的日子，也是苦难的日子。
这是才华横溢的年代，也是愚昧无知的年代。
这是信仰坚贞的时期，也是怀疑一切的时期。
这是灿烂辉煌的季节，也是暗淡无光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
我们拥有一切选择的机会，我们其实一无所有。
我们走在通向天堂的路上，我们正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卷写了如上一段话，表述出他对世界急剧变革的直观感受。1969年初，第一次听到黑喇嘛这个名字时，我的行囊里就藏着一部《双城记》。当我对20世纪前期在黑戈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作持续不懈的追索时，它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仿佛回到1969年遥远的岁月。关于“黑戈壁”与“黑喇嘛”的一切，就在西部的风雪中与一个北京“知青”的生活轨迹重合……
第一部分
《黑戈壁》一(1)
提起1969年巴里坤、伊吾草原的初冬，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砭骨的苦寒。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我与黑喇嘛初次“相识”。
1968年3月，来自北京的108个知识青年抵达了新疆哈密的军马场。那时的北京是什么样子，我们这些“老三届知青”作为亲历者终生都不会忘记，而未曾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六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你说得再形象，他也理解不了，所以可以略过不提。母校人大附中建校五十周年的校庆活动时，一个在我们之前去了东北建设兵团的同班同学对我说：“听说，咱们学校去军马场的，你马骑得最好。”
我听了一愣，说：“我已经忘了怎么骑马了。”
我最怕这类“最”。什么叫“最好”？哦，首先，什么叫“好”？不过，我确实是所有到军马场的知青当中第一个上了马群，最早成为“草原新牧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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