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找不到当年发现“敦煌天杰”的地点了。
大风劲吹，我费力向四下张望。最后我想起来，是先去看了那个“战备”时修建的坑道后，返回车辆附近时，最后才见到“敦煌天杰”的。于是也带着大家前往那个水泥的坑道。据老人们说，这是在黑喇嘛坑道的基础上于60年代“反修防修”时为了防止“苏修”突然袭击，而建造的工事与仓库。
《黑戈壁》十五(2)
离开坑道，马上感到远处有一块平滩，与这一带其他的地域显然不同。来到平滩，就来到了发现“敦煌天杰”的地点。
这是在要塞中心位置东南方（据中心大约300公尺）的一个特意修整过的山前缓坡上的遗迹，它在要塞的警戒区之内，占地大约50公尺╳80公尺的地上。这里的地面明显与附近不同，附近几乎为一片黑色的砾石覆盖，看上去基本上是单调的黑色。这里如果不是本来就没有多少黑色的砾石，那一定是有人将黑色的砾石细心地清理过，显露出黄色的滩涂，上面布满黄色砂砾。在这里，上次主要就是见到了两组字迹，一是不太清晰的一片，另一是“敦煌天杰”。这次，我把这里作为重点。先是整个估计了经过清理的平滩的大致范围，然后再在这个范围之中依次寻找。经查找，发现这里实际至少有7处由人工镶嵌的字迹，只不过除一处（“敦煌天杰”）都不完整了。这无疑是后人专门选择的用来表达感受的“碑林”。
基本查清了范围，就发现这片“碑林”的中心位置，实际是一个未完成的鄂博。我的直觉是，这里的“碑铭”，要数这个鄂博出现的最早。也就是说，这些“碑铭”不是由游人自发的随意组成。而是特意作出的。鄂博建成的时间很难确认，但是，鄂博的中心有一块钢筋水泥块，它应该是从不远的那个“战备坑道”的工地拿来的，它应该出现在那个“三线工程”开工以后，也就是说，不能早于“文化革命”。鄂博比一个办公桌的桌面略大一些，它的上方是清楚的数字“6·20”，下方有“1”“2”几个字，除了“1”“2”，中间的两个数字已经不完整了。上下的字迹都青黑砾石镶嵌的，砾石死死插在地上，坚不可摇。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天杰”的纪年，与鄂博一样，数字中间使用“·”断开，而不是“，”。
我又去察看了“敦煌天杰”上方的那个巨大的痕迹。那肯定不是天然的，而是人工的遗迹。在北京家中审视相片时，我曾经突发奇想，认为那可能是当时埋葬黑喇嘛的地点。因为那片青黑色的痕迹像一个侧身倒在地上的人形。据哈士纶等人记载，巴勒丹道尔吉（南兹德巴特尔）刺死黑喇嘛，将他随便埋在了要塞前面的平滩上，过了不久，他们奉命来想挖出尸体带走，可是只剩下了一个空的墓穴。这会不会是那个“空穴”？我在这儿徘徊不去，我仔细在痕迹的附近观察地面，可我实在找不出曾经被挖掘又埋上的迹象，这块大地平整无缝。我回望着“敦煌天杰”出神，娜仁娜来到这里，她问：这是什么？我摇摇头说，看不出来。不像是汉字。她突然叫道：好像是蒙文的“巴特尔”（“英雄”）。我听了她的叫喊声，长长出了一口气，我马上就认同了她的说法。
为什么不呢？这个巨大的长形平滩，其实是用汉文、用蒙文表达了同一个意思：豪杰，好汉，英雄，勇士。
一个浅浅的冲沟边上，发现了几行竖写的文字。娜仁娜看了看，说，左侧的一个字像是蒙文的“黄色”（“撒拉”）。其实我应该想到，表达对黑喇嘛的印象，使用蒙文最有群众基础。
当然，这几处字迹只有“敦煌天杰”最清晰，那几个字无疑是汉族人书写出来的，是带有艺术意味的仿宋体，这种字体我在巴里坤当知青时，写遍了新建的房舍的墙壁。至于为什么有的清楚有的不清楚，答案只有一个：这些“大地纪念碑”的制作时间不一致，也决不是相同的人所为。“敦煌天杰”写明是作于1997年9月10日，其他的无疑时间比这个更早。
我用卷尺对这些字迹做了实地测量。“敦煌天杰”四字，“敦煌”一上一下，每字1米见方；“天杰”横写，每个字0.6米见方。整个碑铭是1.9╳3.2米。至于鄂博——“6.20”那一组，面积是1.6╳2.9米。它无疑处于整个区域的中心。
中午时分，我们在寒风中离开了要塞。
刚刚离开，就开始天降大雪。路上，我一直沉默不语，心情复杂。在2001年1月4日离开小河时，2000年12月离开安南工时，都是天降大雪。通过音凹峡检查站时，又与“公婆泉－酒泉”的公共汽车相逢，又与那个“父亲出钱为她买了一辆载重卡车的姑娘”相逢。她的雇员这次没有先行走出关卡。
午后3点，在玉门市的清泉饭店吃了午餐。
5点过后，就着薄薄的暮色，回到酒泉“八一宾馆”。今天的行程一直在与风雪相伴。
这次来到酒泉“八一宾馆”，我已经注意到，门厅出租的那个作“电子商务”的地方，只有男人自己了。2003年，他与一个姑娘为我们的车辆作了贴标。尽管萍水相逢，那姑娘几乎一句话没有说，可她的善解人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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