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来观众雷鸣般掌声的不只是传教士约翰所讲的那些“凯旋”故事，还有那些令人发指的物证：观众们在看到一堆被砍掉的印第安人的阴茎时，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同时展出的还有那些侵略者的帽子，上面缝着印第安妇女阴道的皮肤，看到这些，人群中又是一阵欢呼。
所有这些文明的丹佛市民都认为美国人的所作所为无可厚非。从来没有人指控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于是，丹佛人感恩戴德一般将传教士约翰推举为副行政司法长官，后来他便一直担任着这个职位，直到48年后他71岁时在平静的睡梦里安详地死去。
西奥多·罗斯福对这种残酷暴行不仅放任自流，还认为这一时期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之一。有关沙溪大屠杀，他说：“尽管有些令人不快的细节，……但就像边疆荒漠里的行动一样，这次运动总体说来是正义和有益的。”
美军以同样的方式对差不多整个西部的印第安人进行了种族清洗，他们遵从政府的命令，把印第安人囚禁在保留地上，或者将他们杀死，目的是把红色魔鬼从那片土地上彻底铲除。正如西奥多所说，“我并不认为印第安人中的好人都死了，但是我相信每十个印第安人中有九个已经死了，因此我不想太深究第十个人到底是好是坏。”
对印第安人进行囚禁和灭杀为美国赢得了一部分国土。当时西部大部分地区仍由墨西哥人控制。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托马斯·科温把墨西哥人称为“半野蛮、半文明的种族”。斯蒂芬·奥斯汀上校和墨西哥人较量过多年，他曾告诫政府：“墨西哥人要是长了尾巴，那将是比猿猴还野蛮的畜生。”一神教信徒西奥多·帕克说：“墨西哥人是一个卑劣的民族，有着卑劣的起源、卑劣的历史和卑劣的特性，”即使美国不采取种族灭绝的政策，这个民族也会像印第安人一样注定成为“在白种人面前融化消失的民族”。美国的扩张主义者感到他们正肩负着“上帝的使命”，要把文明传遍墨西哥大地。华尔特·惠特曼是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他曾说：“墨西哥这个国家低级无能、崇尚迷信、荒唐放纵。在那里，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暴政——墨西哥人根本无力承担把新大陆变成文明人的国度这一崇高使命。所以，还是让我们担负起这一使命，去完成这一使命吧！”
詹姆斯·波尔克总统酝酿了一场冲突，美国人称其为“墨西哥战争”（后来又称“美墨战争”）。墨西哥人称其为“美国的侵略”。年轻的尤利西斯·格兰特参加了这次战斗，他后来当上了元帅，再后来成为了美国总统。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被派到那里去挑起一场战争。”那场战争是“强国对弱国发起的最不公正的战争”。墨西哥人对那场入侵没有丝毫准备，经过了两年的屠杀之后，墨西哥在《哥德卢佩伊达哥条约》中割让了大片领土，包括加利福尼亚州、新墨西哥州，今天的内华达州、犹他州、科罗拉多州、怀俄明州，还有亚利桑那州的一部分。
1848年2月2日，就在美国和墨西哥两国外交官即将签署这一条约时，一个墨西哥人对美国的特派员尼古拉斯·特里斯特说道：“对你们来说，这是一个骄傲的时刻；但我们的耻辱却并不亚于你们的骄傲。”对此，特派员特里斯特快速回应说：“我们是在创造和平，这是我们惟一的想法。”但他后来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如果当时那些墨西哥人能洞察我的心扉，他们会发现我作为一个美国人所感到的耻辱要比他们的耻辱强烈得多。但在那样一个场合，我不便说这番话。那件事情让每个有正义感的美国人都觉得耻辱，我也一样。我心里真的强烈地感到羞愧难当。”
扩张主义者将刚刚揽入囊中的西海岸边的土地和港口视为新的起点，继续向更远的西方寻找新的机会。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那就是太平洋。
对于那时的美国人来说，太平洋的重大意义首先在于它丰富的资源。在黑色的原油未被从地下开采出来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鲸油润滑了工业革命运转的齿轮，照亮了美国的街道。为了弄到油，一群新英格兰人在海上游荡了数年。太平洋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油田，里面盛满了滚热的抹香鲸油”。当时在美国，捕鲸是个很重要的行业，同时也是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赫尔曼·梅尔维尔曾预计，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捕鲸业将雇佣1.8万人、700艘轮船，而每年利润将达到700万美元。
那些吃苦耐劳的水手和开拓者们多年来的努力推动了捕鲸业的发展，他们冒着生命和财产的危险，在没有航标的苍茫大海上航行勘探。他们当中的一位开拓者叫纳撒尼尔·萨瓦瑞，这位土生土长的马萨诸塞人在1814年20岁时驶向了太平洋。他在夏威夷及周围度过了10年（那时夏威夷称为三明治岛）。夏威夷是美国船员在太平洋的主要基地，这些船员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转向日本附近鲸鱼大量出没的海域。
萨瓦瑞意识到他应该在更靠近日本的海域设置一个前哨，于是凭着美国人那股天赋使命的精神——他开始从夏威夷向西展望，为建立自己的鲸业公司寻找合适的港湾。那些在夏威夷停留的捕鲸人告诉他，日本附近有一个特别小的小岛，岛上无人居住，但有天然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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