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还保留着农村和战争年代的生活习惯，爱穿布鞋，只是在跳舞或是接待外宾时才换上皮鞋。有时，皮鞋是由卫士随身带着的，需要穿皮鞋了，就随时在汽车上“一脚登”，不用系鞋带。
我问姨父，你跟毛主席的近距离接触很多吗？毛主席跟你谈过话吗？
姨父说，近距离接触太多太多了，却只有过一次最简单的谈话。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游了长江，“又食武昌鱼”以后，我正在“轮渡二号”驾驶台上坚守岗位，卫士长李银桥陪着毛主席走过来，向毛主席介绍说:“主席，这是湖北省和武汉市的警卫处处长。”毛主席微笑着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朱汉雄。”毛主席又问:“哪个朱？”我说:“朱总司令的‘朱’，武汉的‘汉’，英雄的‘雄’。”毛主席笑着说:“哦，你是武汉的英雄哇！”可我当时有些紧张，后边这句话没有听清楚，又像是说“汉朝的英雄”。总之，老人家说我是英雄，我绝对不当狗熊就是了。
我看到一张姨父与毛主席的两人照，毛主席手指间夹着一支烟卷儿，面带微笑地望着他，像是跟他谈话。我指着照片说，毛主席这不是正在跟你谈话吗？
姨父说，这是在武昌东湖南山甲所的斜坡上，主席夹着一支烟正在散步。我和卫士们跟在主席后面，远远地护卫着他。卫士说，主席，给警卫处长老朱一起照个像吧。主席把脸扭过来看我，好像要跟我说话的样子，可我没有福气呀，主席还没来得及说话，专给毛主席照相的侯波同志就“嚓”地照下来了。（见本书封面照）照相的任务完成了，毛主席又考虑别的事情去了。
我还看到几张照片，是毛主席跟他身边的卫士和机要秘书、或是跟一些地方首长的合影，其中都能找到姨父。姨父说，除了随大流、扎堆跟毛主席照的集体照以外，我在毛主席身边的照片很少，因为我给我自己和下边的工作人员立了一条规矩，不准在毛主席和中央首长身边抢镜头。主席身边不能随便出现这样那样的人，有了多余的人，侯波没办法按快门。我瞪着眼睛，不许我下边的人乱跑乱动。我无论陪同毛主席或是别的中央首长看戏、看电影或是跳舞，我的位置不是这个边边，就是那个角角。在所有领导同志出现的地方，我都是靠边的，要做到不动声色，不表现自己。我是搞警卫、搞服务的，不是来出风头的，挤到中间干什么，有了什么事情，里外活动也不方便。所以很少有我的镜头。在主席住地，我时时守在离主席很近的值班室里值班，只要主席出来散步，我就要马上出来为他警卫，还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干扰主席。
4.青蛙,你不要叫(2)
六姨委屈地说，毛主席来了，你姨父从来对我严守机密。有一次，市委政法书记兼公安局局长谢滋群在洪山饭店值班，我去向他汇报一个案件的情况，才知道毛主席在洪山饭店会见国宾。我找到你姨父说，我想看看毛主席。你姨父绷着脸说，这事你不要找我。还是谢滋群找到警卫处的人，叫我站在一条布幔子后边，趁毛主席经过布幔子那边去吃饭，叫我偷看了一眼。
姨父瞪了一眼说，毛主席不是随便叫人看的！
姨父又讲了他终身难忘的两件事:
一次是毛主席在武汉举行国宴，招待朝鲜金日成首相。姨父作为警卫和接待工作的操办者，也意外地收到了毛主席署名的请柬。姨父说，我哪里会想到有我的请柬呀，我只是一个为领袖服务的小角色，一到宴会上，只顾得一心一意地保证老人家和金日成的绝对安全以及宴会有序地进行，怎敢把自己也当成应邀嘉宾的角色呢？连那张具有保存价值的请柬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另一次是在1962年12月26日晚上，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在武昌“梅岭一号”操办“家宴”，祝贺毛主席六十九岁生日。姨父以发布新闻公报的语言向我报道，参加这次“家宴”的有:武汉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还有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兼警卫处处长。
我问，这最后一个就是姨父吧？
姨父说，好像是我吧。接着又说，参加这次“家宴”的还有卫士长李银桥、秘书林克、医生李志绥、护士长吴旭君。最后又叹了一口气，说，唉，没有一个是毛主席自己家里的人！
我问，江青不在毛主席身边吗？
姨父说，我很少看到江青跟主席在一起。她单独到武汉的次数也不少，是秘密来的。我从主席的随员那里听到江青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主席的卫士、秘书，差不多都在江青身边工作过，但都干不长，说她难侍候。上汽车、下汽车都要关车门，本来轻轻一碰，门就关上了。但她怕受震动，怕听关门的声音。你只能捏着门把手往里边推。你说话的声音不能大，走路也不能跑，要轻手轻脚，一不小心，走路带风，她就不高兴。她戴的是坤表，表针噌噌走动的声音，她也嫌吵，还要对坤表发脾气。她很怪，很挑剔，很难侍候。
1964年，姨父接待过江青。她是从上海飞来的，住在梅岭。她来时，没想到她的照相器材会有那么多，满满地装了一卡车。她要照柳树、照荷花。但她怕风吹。在湖边，她觉得风大了，就不照了，赶紧回去了;刚回去，风小了，她又要出去照。姨父说，她要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侍候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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