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父见了张体学，开门见山说，省长啊，你别在大会上吼我嘛！你在大会上这样吼我，我以后还怎么办事？他说，怎么啦？姨父说，我接待的都是湖北省、武汉市的客人，没有一个是我朱汉雄的客人，我不找他们要鸡鸭鱼肉、不找他们要布票，我到哪儿搞去呀？你在大会上一吼我，我以后要不到东西了，客人来了，服务员的工作服上打不打补丁、桌子上铺不铺得上台布还不大要紧，要是端不出东西来，你可莫吼我，我慢待了外国的客人你也莫怪我，这可是湖北省、武汉市的客人，还有国家的客人。
张体学用一种奇特的姿势蹲在沙发和茶几之间，夹着烟卷儿抽烟，板着脸不说话，只是用鼻子发出“嗯、嗯”的声音，表示他在听着呢。这就大大鼓舞了姨父继续雄辩下去的勇气。
他又说，整个外事接待系统里面，我用的是八百人，与全国各省、市相比，编制是最少的，我们把中央领导、高级干部和外事接待任务全部执行了。请首长查查看，哪一个省、加上省会城市在外事接待上所占编制低于我们湖北省、武汉市，如果有低于我们的，你吼我也就吼我了，我认了，这是第一。第二，我盖房的面积也是最少的。解放以后，有哪个省在外事、接待方面盖的房子少于湖北省，你也可以批我。第三，湖北省外事、接待每年花国家多少钱，也请首长查一查，各省、市都有这个开支，可以比较一下，哪个省、市的支出低于我们，你怎么批我都行，可我在全国范围里花钱是最少的。第四，全国各省和省会的外事接待工作都是两套班子各管各，湖北省和省会是一套机构，全国只此一家。省、市两大块，这个单位跟那个单位、这个接待任务跟那个接待任务所有扯皮拉筋的事情，都在我们这里调解综合了，没有人因为这些事情一天到晚去找你省长的麻烦，我都给你挡了驾了，你省了事了。你还在大会上吼我，我搞不通啊！
姨父滔滔不绝地讲，张体学板着脸一声不吭地听，既不说对，也不说错，只是发出“嗯嗯”的鼻音和“哦哦”的喉音，表示他实在不愿听却又不能不支棱着耳朵听得很耐心。姨父告诉我，领过兵、打过仗的官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想听他对下级讲自己一个“不”字是办不到的，只要他“嗯嗯、哦哦”地不吼你，不骂“罗儿的”，那就是他听进去了。后来，该要的东西我照要不误，他再也不提这件事了。
5.省长火了(2)
接下来，姨父就听说张体学在他的“省长官邸”后边开了一块荒地，种上了小麦、棉花。他坐着小汽车回家时还是省长，一下汽车，中山装一脱、皮鞋一脱，只留下一条短裤，就像一个“老庄稼把式”，挑上粪桶，侍弄他的“自留地”去了。如若此时又有了接待外宾一类的紧急任务，他丢下粪桶，又当省长去了。姨父大受感动，带着外事接待系统的科以上干部，后来还领着正在东湖休养的董必武老人，趁省长不在家的时候去看省长的“自留地”。只见麦子、棉花苗长得绿油油的，出现了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省长官邸”都难得一见的田园风景。董老的胡子又高兴得翘起来。
姨父没有想到，他的出生不久的三女儿毛妹竟能享受到省长在小片地里的劳动成果。那时，生下一个孩子只发给五尺布票。毛妹的衣服烂得穿不得了。六姨上街买布，被小偷掏了口袋，把钱包和布票全偷走了。姨父正在东湖忙着接待毛主席，突然接到了六姨的告急电话。正好张体学在场，他当即从兜里掏出数量十分惊人的一丈零几尺布票，一股脑儿地塞到姨父手里，“拿去！”他颇有些自豪地说，“这是我种棉花、缴棉花，国家给我的奖励！”
6.梅岭轶事(1)
岁月逐着江水远去了。使姨父感到欣慰的是，在武昌东湖岸边名叫梅岭的那个地方，他毕竟为岁月留下了不曾磨灭的痕迹，那是在他亲手操办下建成、直到今天还在继续使用的几幢建筑物——梅岭一、二、三号和百花一号、二号，还有一条由他操办拓宽了的从东湖通往洪山饭店的马路。这些建筑物与原有的南山甲所、乙所组成了错落有致的建筑群，用一个大院圈起来，占地一千一百多亩， 有可供召开中央全会的会场，有举办宴会的大厅，有可以演戏、跳舞的小礼堂，有毛主席的住所，也有随员住的地方。现在，这里成了湖北省、武汉市接待中央首长和重要来宾的地方，是东湖风景区的一部分，已经对游人开放。
1958年，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汉召开的时候，梅岭的房子还没有建成，毛主席还住在东湖南山甲所。每天后半夜，姨父看到南山甲所的灯光熄灭了，毛主席已经入睡，他都要和警卫科长申兴国放轻脚步，直奔梅岭工地。为了给毛主席做好警卫工作并使他很快地住进梅岭一号，他们泡在工地上两个多月没回家。六姨说，他回家时，脸颊陷进去了，满嘴牙都是黑的，那是吸烟熏出来、喝浓茶酽出来的牙锈。我问他:“累了吧？”他说:“不累，世界革命的中心在北京，旗手就是毛主席。我给毛主席值班、盖房子，很幸福，不知累。”六姨又说，你听听，我一点没有夸张，那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思想感情，在自己家里说话，也是满口的豪言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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