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面对着“同志们的带枪的专政”，姨父的词典里仍然找不到“恐惧”、“迷茫”这样的字眼和“委曲求全”、“忍辱负重”这样的成语。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姨父发表如下之“声明”:
我这一辈子呀，蒋介石的米一粒没吃过，日本人的水一口没喝过，旧社会的事情一天没干过，从投奔延安一直到全国解放，一天也没离开过部队，我怕么事呀？你去我的老家考古都可以，挖开我祖宗三代的祖坟，用考古的办法去考察吧，放大镜、显微镜都用上，你要找得到哪一块骨头上有政治问题，我给你发奖章。这是第一。第二，全国解放后，我曾多次为毛主席做安全保卫工作，只要毛主席健在，我就一万个放心。不管你们给我扣上多大多重多骇人的帽子，最后也会像“抢救”运动那样，给我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我怕个鬼呀！
但是，姨父的常规性思维已经不能解释他面临的危难了。专案组对他的审查跟蒋介石的米、日本人的水以及祖宗三代的祖坟都毫无关系，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十二分努力地“为毛主席做安全保卫工作”而招致的祸祟。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揭发出来一个“在毛主席身边安装窃听器”、“大搞特务活动”的惊天大案。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成了“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同志讲话”的“元凶”。姨父朱汉雄同志正是以参与“窃听案”的“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入狱的。他压根儿没有意识到自己会跟杨尚昆一起，牵连到这个惊天大案里，照旧表现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姿态，十分天真地接受了专案组的审讯。
你在武汉市公安局的时候，局里有没有录音机？
有哇，是瑞典或是瑞士造的，是一部很高级的录音机。
你用没用过这个录音机？
我没得用它的权力。那是侦察部门专用的侦察器材，侦察部门使用这个东西也要报经市委政法书记兼公安局局长谢滋群批准。我这个公安局副局长兼警卫处长是调不动那个东西的。
毛主席到武汉去的时候，你用没用过这个录音机？
用过， 不止一次地用过。
你是怎么用的？
毛主席的随员要给毛主席播放相声、京剧录音，他们只带来了录音带，要用我们的录音机播放录音。这也要经过谢滋群的批准，才能从侦察部门把录音机调出来。
有个录音员叫小刘的，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是工作关系。他是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的部下，我们积极配合他的工作就是了。
那么，你好好说说，你是怎样积极配合的？
他是录音员，自然是配合录音的事情，比如说，他录音的时候需要连接电线，我就叫电工给他连线，保证录音的需要。我们一切听使唤。他需要我们干什么事情，我们就全力干好什么事情。
好了，这下子就跟“窃听案”牵连上了。
但他接受审讯时，不仅没有搞清楚自己已经陷入了“窃听案”，甚至认为，自己对毛主席谈话录音的配合工作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因而又向办案人员作了重要补充。
他说，我们为毛主席修建梅岭一号时，我跟警卫科科长申兴国商量了一下，觉得给毛主席录音时不能老是临时扯电线哪，电线绕来绕去地绊脚，不安全，也不方便。我就出了一个主意，在客厅的地毯底下留下一条录音线路，还有一个可以放置录音麦克的凹槽，盖上一块木板;又考虑到毛主席有时不在客厅里开会，如果人数不多，就在卧室里开会。毛主席的卧室很大，至少有三十多平方米，人数不多的会议是坐得下的。我们两个一商量，除了会客室、客厅这些地方以外，在毛主席卧室的地毯下边也设置了一条录音线路，连接到梅岭一号电闸服务员的地方，以便在这个地方录音。
4.震惊全国的“窃听案”(2)
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补充，专案组立即活跃起来。
你向省委、市委领导汇报过吗？
没有。只是在地毯底下多安一个线路，我拍板，就可以定下来了。
后来，你是怎样使用这个录音线路的？
后来，听说不用录音了，我就没有再过问此事。总之，录不录音、用不用得着这个线路，要由毛主席带来的机要人员决定。
多年以后，姨父才弄清楚自己是多么积极主动、不遗余力地提供了自己参加“窃听案”的确凿证据。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就是“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的“窃听案”，因为录音员是毛主席从中央带来的，不是其他任何人塞进来的;录音又是毫无遮拦地在毛主席面前进行的。这需要多么超常的政治想像力才会把它变成一个“窃听案”啊！
姨父缺乏这样的想像力。在翻来覆去的审讯中，先后给他换了六个关押的地方，一个比一个戒备森严，他却照旧地“不以为然”。其中的一个关押地是广湛公路旁边的上元岗靶场。偌大的靶场，空空洞洞的营房，却只关了他一个人，且有两个哨兵一前一后地看着他。门前一杆枪， 是哨兵的手枪;后窗上一杆枪，是哨兵的半自动步枪。周围的狼狗“嗷嗷”乱叫。蚊帐上还吊着一个二百支光的大灯泡，天一黑就对他开始了粤式“烧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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