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正是毛妹最乐意听到的。她适时地把话题一转，就转到一个名字叫西村博明的日本男子身上。西村一家都是日本佛教界著名慈善团体“创价学会”的成员，这个学会的宗旨是和平、教育与人道主义，反对战争，主张对华友好。名誉会长是对恢复日中邦交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池田大作先生。西村博明本人曾用了九年光阴钻研马列主义，在日本法政大学读书期间，成为学生运动中一个派别的领袖，时常举行集会，通过大喇叭发表高分贝的政治演说。因此，他的照片曾与日本当局的通缉令一起，赫然出现在报纸上。他大学毕业后，日本没有一家公司敢于录用他，他就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流浪打工生涯。当他认识毛妹的时候，已经结束了与共产主义的“初恋”，开始有了自己的公司。毛妹所说的这一切情况都小心翼翼地采用了纯属客观报道的口气，好像这个西村博明跟她是没有关系的。只是在最后冒出来一句话，妈妈，这个西村博明的年龄比我大十四岁，这算不算是一个问题？
1.“鬼子进家了！”(2)
毛妹引导着父母在不经意间走了一段曲里拐弯的路程，波澜不惊地完成了一个爆炸性信息的传递任务。六姨和姨父都听懂了。六姨一表态就抓住了要领，说，问题不在于年龄大多少，只要思想、性格合得来，不怕年龄大。姨父表情冷峻地沉默着，很久，才冷冷地冒出一句话，你自己可要想好啊！毛妹高兴得差点跳起来，这是她从父母口中可能听到的最好的回答。她马上给西村打电话，要他马上到中国来。
西村来中国之前，毛妹没有把自己的父亲是一个“老八路”而且被中国人称为“鬼子”的日本人暗算去一只手臂的事实告诉西村。西村来到中国以后才得知中国岳父的历史身份，一看到半截空袖筒就怵然心惊，一进家门就诚惶诚恐地向中国岳父母大人行了九十度的鞠躬礼，然后就笔直地垂手而立，像是罚站。六姨再三请他坐下，他才惶然落座，把双手搭在膝盖上一动不动。西村来了两次，姨父都默然无语。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且精通或粗通英语的大表妹、二表妹夫妇，都站在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严正立场上严格把关，用英语跟西村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最后都夸奖西村与日本军国主义者毫无共同之处，绝对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第三次见面时，姨父才随手拿了一张纸，写了以下几句话:“老实做人，诚恳做事。勿忘祖国，勤俭持家。父亲赠言·给松炜。”松炜是毛妹的学名。下边又写:“愿你们平平安安地站稳自己该站的位置，愿你们很好地生活。”毛妹让西村从保险柜里取出这份赠言，让我看了，西村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折叠起来，重新锁到了保险柜里。
婚事得到中国娘家的认可以后，毛妹才跟着西村回到了日本婆家。毛妹说，西村的父亲第一次见到她，就表现出忧心忡忡的样子，把她叫到一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叫着她的小名说，咪，我要郑重地告诉你，我没有伤害过一个中国人，真的，我没有伤害过。我是关东军的一名报务员，我的任务只是破译苏联红军的电报。
我两次到广州，都是住在毛妹家中为我提供的客房里。一天晚上，西村邀我喝酒，我们就在客厅里坐下来，干喝了一瓶北京二锅头。当酒精发挥作用的时候，我开始表现对日本民歌的热爱，请西村教我唱真正的日本民歌。西村表现了严肃认真的态度，凝神沉思了好大一会儿，突然间放声高唱，竟是日文的 《国际歌》。他唱得十分投入。我也用中文与他齐唱，声震屋瓦，客厅为之轰鸣。歌毕，我说，我看到了过去的西村。
现在，西村和毛妹在广州共同经营着名宏生物技术公司，在做保护生态环境的高科技业务。公司送给我的礼物却是表现中国佛教大乘教派六祖惠能的VCD和惠能向弟子说法的佛教经典《坛经》。
据悉，第二野战军刘邓首长的警卫团团长夏云超向当年的警卫团政委朱汉雄同志发出了警告:“老朱啊，怎么搞的嘛，我们抗战八年哪，‘日本鬼子’怎么进了家啦？”朱汉雄政委说:“哎嗨，我冇得办法了，现在又添了一个‘日本崽子’！”
他说的这个“崽子”小名狗狗，在广州一所小学读书，每年暑假都要回到日本老家看望爷爷、奶奶。五岁那年，他从日本回来时说，姥姥、姥爷，我告诉你们呀，爷爷给我说，他从来没有打过中国人。第二天一早醒来，狗狗又说，真的，爷爷没有打过中国人。到了晚上，狗狗又说，真的，爷爷一发现是打中国人，他就不干了，就回到日本了。姨父面带悲悯地听着外孙一次次地诉说。他明白，五岁的狗狗也在试图治疗历史留给一个民族的巨大创伤。
2.亟待解决的对抗性矛盾(1)
矛盾是从寻找一份文件开始的。那天，姨父谈到了“窃听案”，要六姨找一找为他平反的文件让我看。六姨说，我去哪里找呀？你没有把它当成事，你也没有把它交给我。姨父露出一脸无奈的样子，哎呀，你这个六姨呀，好多东西她一管就找不到了。董必武送给我的字、黄胄的画、黎雄才的画，多了，都是名人字画呀，交给她，她往那里一堆，都找不到了，找呀，找，好，终于找出来了，不是发霉了，就是虫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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