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的本来面目(6)
丁一岚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写作动机和社会效果的说明，应该认为是符合实际的。邓拓写《燕山夜话》是为顺应新的中央“口径”，是为配合新的中央政策。而“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则使得“调整”的局势更加明朗，使得“口径”的变化更加巨大。作为“文化战线”上的高级干部，邓拓当然觉得有义务加大配合新的政策的力度，于是，在1961年9月，又约请吴、廖二人一起来写《三家村札记》。所以，把《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与邓拓的《江南吟草》一类作品割裂开来，认为《江南吟草》一类作品是邓拓作为“政治家”对“口径”的迎合，而《燕山夜话》一类作品则显示了邓拓作为“书生”的情操，那是很大的误解。《从天安门到全中国》也好，《江南吟草》也好，《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也好，都表明了邓拓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并且“管理”知识和文化的“政治家”与毛泽东和中央“口径”的一致，都是邓拓在努力为现行政治服务。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理解邓拓为何在临死前认为自己是“冤沉大海”。（20）写《从天安门到全国》和《江南吟草》时自不待言，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时，也仍然是作为“政治家”的角色意识在主宰着邓拓，所谓“书生意气”，即便有的话，也是微乎其微的。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所提倡的，往往也是其时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提倡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所反对的，也正是其时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反对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虽然对“大跃进运动”中的某些具体现象做出了批判，但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相反，一些文章仍然表现出一种“大跃进精神”和“大跃进思维”。这也与当时的主流观念是一致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虽然对“大跃进”时期的一些政策做了“调整”，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这场运动，即便在“七千人大会”上，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仍然是被肯定的。“会上对‘三面红旗’仍然是完全肯定的。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把握这个大前提，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就不能不是初步的，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导思想。”（21）邓拓们在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时，自然也“小心翼翼地把握这个大前提”。实际上，在写作《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同时，邓拓也仍在写“三面红旗”的颂歌。1961年12月，邓拓写了四首《画意歌声》，都是题当时一个画家的画稿，其中《太湖渔村》写道：“五湖风雨晚来晴，天际飞帆雁阵轻，眼底渔村绕画意，千秋公社送歌声。”《燕子矶新貌》则写道：“翠壁丹崖傍水滨，十年面目已全新。旧时血泪都抛尽，燕子归来报早春。”1961年冬，邓拓还写了《看吴作人等东北采风画展》：“画外无穷意，白山黑水长。昔年边塞地，今日稻粱仓。跃进经三载，红旗举八荒。热情调彩笔，点染好风光。”1962年2月，邓拓写了组诗《南游未是草》，腔调、“口径”与1960年7月的《江南吟草》没有什么差别。例如其中《咏沙村公社》写道：“大理光荣五朵花，银苍玉洱老农家。高原万里东风早，公社千秋众口夸。劳动英雄多后继，青春儿女灿朝霞。但求生产经营好，岁岁丰收愿不赊。”（邓拓此番“南游”游的是两广和云南一带。）在一些人看来，这些诗作与同时写下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相矛盾，但在邓拓那里，二者并不矛盾，——它们本来就不矛盾。
邓拓的《燕山夜话》共150多篇，在《三家村札记》中则写了18篇。这些文章，绝大多数并无什么锋芒，或者说，都离“政治”很远。其中的《大胆练习写字》、《交友待客之道》、《谈“养生学”》、《养牛好处多》、《中医“上火”之说》、《三七、山漆和田漆》、《握手与作揖》、《大豆是个宝》、《多养蚕》、《谈谈养狗》、《养猫捕鼠》、《白开水最好喝》一类文章，简直可以说颇为琐屑，甚至不妨说有些无聊。如果考虑到其时的民不聊生，就不能不让人想起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类文章中对周作人、林语堂的批评。这类看起来远离“政治”的文章，能够弥合和安定人心，能够不知不觉间消除人们心中的火气，所以，实际上又能十分巧妙地为现实政治服务。邓拓们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主要目的是要向读者传授知识。他们写下的绝大多数文章，也的确像是中小学教师的讲义。面对饥肠辘辘的读者大谈养牛养狗养猫养蚕一类知识，似乎有意在以“精神食粮”代替窝窝头与糠菜团。——说《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多少起了“帮闲”的作用，不知是否有些过分？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所提倡和所批评的，往往都能从毛泽东的讲话、指示和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找到理论和政策依据。在当时的纠“左”和“调整”过程中，毛泽东多次强调“读书”，1958年11月9日更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22）。虽然毛泽东一般是要求读特定的几种书，但却使当时的人们认识到，“要经常读一点书”（23）。于是，我们在《燕山夜话》中就一再读到对读书的呼吁和对读书方法的谈论。《燕山夜话》的第一篇《生命的三分之一》，就是倡议人们利用夜晚的时间读书。在这时期，毛泽东极力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也正在这时，毛泽东找到了30年前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此文写于1930年春，是针对当时的所谓“教条主义”而写的。在战争年代文章失散。据说毛泽东多年寻找未得。1959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建馆时，到各地征集“革命文物”，在福建的龙岩地区发现了该文的石印本（24）。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篇文章在这个时候“重现江湖”，对于毛泽东来说有如神助。这能显示他的“一贯正确”和先见之明，从而能够缓解他的现实困窘。如获至宝的毛泽东，将此文加上按语，印发给参加有关会议的人员（25）。在1961年3月的广州工作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毛泽东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则作为该“指示信”的附件，发到县、团级党委（26）。在这期间，毛泽东将多名身边工作人员派下去调查，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则亲自下乡调查。明白了这种情形，就能明白邓拓们为何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屡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例如，《燕山夜话》中的《变三不知为三知》，就是强调要通过“调查研究”知晓事物的起源、发展和结果。这样的文章，就完全是对毛泽东的响应。甚至邓拓们对某些很具体的问题的论说，也能从中共中央当时的条文中找到“合法性”。例如，《燕山夜话》中有一篇《青山不改》，是强调对山林要注意“保护”，要合理“砍伐”，不能“滥伐森林”。这在今天看来，很难能可贵，但也并非邓拓的“独出心裁”。当时，刘少奇、陶铸等人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大跃进”对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于是便在《农村六十（修正草案）》中加了保护山林的条款，并制定了《林业十八条》这样的专门文件（27）。可以说，《青山不改》这样谈论很具体问题的文章，也是在宣传中央政策。何况，《青山不改》只是在正面强调保护山林的重要，并没有直接说到现实中对森林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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