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的本来面目(9)
当然，《专治“健忘症”》这样的文章，《郑板桥和“板桥体”》中的那几句话，是否在当时引起了毛泽东的误解并令他衔恨，不得而知。但“文革”的发动之所以拿吴晗、邓拓这几人祭旗，目的是以此为突破口摧毁北京市委。吴晗、邓拓们首当其冲，恐怕主要不在于他们写了《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这些东西，而在于他们占据着北京市的要职。这也可谓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一层，早已是常识了。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的李琪，在批判“三家村”的运动开始后，私下里对妻子李莉说：“这次运动是对准彭真和北京市委来的”。（34）“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发表，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战略部署。因为拿吴晗开刀是指向‘三家村’、指向北京市委和彭真的最好突破口。邓拓和吴晗都是《三家村札记》专栏作者，抓出吴晗，自然也就抓出邓拓。在江青、张春桥的日程表上，批判邓拓和批判吴晗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表上。曾经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穆欣同志，他在近作《劫后长忆》一书中写道：‘从批判吴晗《海瑞罢官》开始，进一步以邓拓为突破口，锋芒直指彭真。江青当时就兴高采烈地说：“一个吴晗挖出后面就是一大堆啊！”’……”（35）挖出彭真当然也不是最终目的，彭真后面还有邓小平、刘少奇。所以，邓拓、吴晗的被用来祭旗，实在并不因为他们写了什么东西。当时的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的命运可以作为一种反证。1966年5月17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控邓拓是“叛徒”的同时，也点名批判了李琪，此后，“全国的报纸和电台都开始批判他，……李琪想不通，满腔悲愤，于7月10日晚结束了自己的生命。”（36）李琪是继邓拓之后又一个自杀的北京市委要员，而他并未骂过“健忘症”，也没有歌颂过海瑞和郑板桥。
曾在邓拓领导下的《人民日报》工作的袁鹰这样回忆邓拓：“特别使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是他那许多由于报纸宣传需要的急就章。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一个重要的节日，一项急促的宣传任务，报纸往往需要组织相应的版面，包括文艺副刊在内。这也是我们无产阶级报纸的传统。这类约稿，时间的要求很急，常常不容许作者反复推敲。因此，有些作者视为畏途，有的也的确不愿意或不屑于撰写这类诗文。但也有不少作者，的确是满腔热情地、诚心诚意地支持报纸的宣传，乐于写这类‘遵命文学’的。最使我们感佩，并且经常称颂的是郭沫若同志。邓拓同志也是这样的诗人。他离开报社去当北京市委书记以后，仍然同我们保持经常的联系，有什么要求，写封短简，或者晚上给他宿舍打个电话，一般都是有求必应，按期交稿。元旦或春节的副刊版面，要登一首词，而且最好用《庆春泽》、《东风第一枝》、《春风袅娜》这类不常用的词牌（纯粹因为词牌的名字），按说实在有点违反常情，用现在的话说，不符合文艺创作规律。但是邓拓同志理解我们副刊编辑的用意，从不‘还价’，总是欣然命笔”。（37）这里描绘的邓拓，就接近邓拓的本来面目了。作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知识分子，邓拓是乐于写“遵命文学”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的文章，也应作“遵命文学”看。
姚文元等人批判邓拓的文章发表后，全国掀起了批判邓拓等人的高潮。广大“革命群众”对邓拓们喷射出满腔怒火，必欲食肉寝皮而后快。对“革命群众”的这种情绪，邓拓表示了极大的理解：“群众是对的。既然宣布我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是敌人，他们当然理应表示憎恨。群众从来是相信党、相信党报的。”（38）当过10年《人民日报》掌门人的邓拓，在批《武训传》、批胡风、反“右”等运动中，一次次地签发过批判材料和文章，并一次次立竿见影地激起过“革命群众”对批判对象的愤恨。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对那副刀俎的厉害，他倒比别人多一分理解。
在写给中共北京市委的遗书的最后，邓拓呼喊道：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胜利万岁！（39）
我相信，这是邓的心声。
2004年2月11日
注释：
（1）此处指邓拓在《燕山夜话》中发表的《为李三才辩护》一文。但原文中并无“余难自抑，欲以帛百端尽述余之苦”一类的话。
（2）以上关于邓拓的评述，J.R.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编著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68——472页。
（3）P.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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