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胡适对国民党当局的批评，或者说，胡适对国民党政治的“改造”，不但以公开发表文章的方式，也以直接“上书”的方式进行。胡适常常直接致信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要人，对他们的言行直言指责，并正面提出应该如何的意见（在这一点上，胡适也与鲁迅显出重大差别。）而他的意见也时被某种程度地采纳。1934年4月4日，胡适托人带给蒋介石一封信，要求蒋“明定自己的职权，不得越权侵官，用全力专做自己权限以内的事”。并说：“名为总揽万机，实则自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之。”据沈寂先生研究，胡适的“这一直谏几天以后即起了效应”：中央社9日电，报导蒋介石的一个解释：“日前手令出版物封面，非必要不得用外国文字年号”事，他说该手令是“命令行营政训工作人员”的，“而政训处竟送中央全委通令全国，实属荒谬。我蒋介石非中央党部，非政府。我的手令如何能给中央宣委会，且通令全国，岂非笑话。望职员以后办事，务须认清系统，明白手续，方能为在上者分劳，不致将事办错云！”胡适对此事的评说是：“各报所载文字相同，可见是他有意发表的，此事可见他知错能改过。只可惜他没有诤友肯时时指摘。”（1934年4月10日日记）。而沈寂先生这样评说胡适对蒋的评说：“这细小的纳谏，增强了胡适的信心。所以胡适处处维护这个政权。当有人起来反蒋时，他就说：‘今日无论什么金字招牌，都不能减轻掀动内战，危害民国之大责任。’甚至说‘我们不反对一个中央政府用全力戡定叛乱’。”
胡适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骂”，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对方所接受，说明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最上层，对胡适的“骂”并未采取全面排斥的态度。这当然不是说，当局对胡适言论的容忍就是无限度的。我们知道，对国民党政权，胡适的态度是保存、合作、对抗。保存，即意味着反对旨在推翻这个政权的任何行为，尤其是暴力行为，说得具体说，即意味着当共产党的“暴力革命”令蒋介石头痛万分时，胡适坚决站在了蒋政权一边，以自己的“道义力量”支持着它。这是胡适自定的底线。而这也是当局对胡适容忍的限度。在这个限度以内，胡适的“骂”再尖锐激烈，也能让当局感到一种“善意”，一片“苦心”。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最高当局，虽然也必然时时感到胡适的“忠言”很“逆耳”，但他们同时也十分清楚，这毕竟是“忠言”，不能与鲁迅寒光闪闪的“匕首投枪”混为一谈。这样，即便胡适的言论“过火”些，甚至不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蒋介石，蒋介石和最高当局也能容忍了。当然，这里的所谓“容忍”，是指不采取通缉、逮捕、暗杀等措施，至于默许甚至怂恿中下层党徒和报刊对胡适进行攻击、谩骂，甚至指使有关职能部门出面对胡适发出“警告”，就是另一回事了。
鲁迅的不骂蒋介石与胡适的敢骂蒋介石(8)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能在相当程度上容忍胡适的批评，当然也与胡适的批评总是从正面出发，总是能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有很大关系。对于胡适的正面意见，以蒋介石为首的党国要人，通常表现出很重视的姿态。“人权运动”时期，就在中下层党徒对胡适表现出忍无可忍的激愤时，“国舅”宋子文却约胡适晤谈，请胡适代他们“想想国家的重要问题”（22）在后来的生涯中，胡适与蒋介石等当政要人直接对话沟通、当面建言献策，更成一种常事。蒋介石们这样做，有作秀的成份，也有争取胡适们支持的用心，当然，也不无听取意见的诚意。
鲁迅为何不“敢”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解释起来比较容易。而胡适为何“敢”这样做，要说清楚则稍稍困难些，因为胡适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较之鲁迅要复杂得多。国民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有不同观念的矛盾和较量，有不同派系的明争或暗斗。而胡适们之所以能尖锐激烈地批评国民党，甚至“敢”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也在某种程度上借助了国民党内部的思想和权力纷争，正如沈卫威先生所说，“是钻当局的空隙，利用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23）沈卫威的书中，对“《新月》背后的政治关系”有精彩的分析，在此就不赘述。
我知道，我并没有把鲁迅的不“敢”和胡适的“敢”说清楚。好在我真正关心的，也不是这个很具体的问题，而是鲁、胡两个同时代有巨大影响的知识分子不同的现实姿态和政治取向。——这个问题要说清楚，就更不容易了。
2003年2月15日
注释：
（1）见胡明《胡适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7页。
（2）（7）收入《伪自由书》。
（3）（4）见《人权论集》。
（5）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05页。
（6）《自选集·自序》。
（8）“鸟政府”亦为胡适用语，见胡适诗《双十节的鬼歌》。
（9）收入《胡适文存二集》。
（10）见增田涉《鲁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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